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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區的一家中學，參加一場捐贈。校長講話時，我一直看著臺下的學生。他們都很疲憊，連說悄悄話的精力都沒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時我完全沒意識到這所學校的秘密。

    這場捐贈源于周庸的母親，她是個佛教徒，經常會做一些善事。聽朋友說起燕市有專門給外來打工子弟開辦的學校，在里面上學的都是些家庭條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發，非讓周庸過來捐二十萬元，改善一下孩子們的伙食。

    周庸的母親提前跟學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點，我和周庸開車一直往南，開了三個多小時，終于到了目的地。

    這所學校很好認，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過去的土墻圍了個圈，朝北方向開了個口，口的左側用粉筆寫著校名——育興打工子弟中學。

    校長是個看起來五十多歲，已經禿頂的男人。他站在門口迎接我們，握過手，帶我們參觀了一下校園。

    我們到時，正趕上下課。穿著灰白校服的初中生們在沙土操場上散步，一個老師在維持著秩序。操場右側是個露天廁所，幾個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廁所門口排著隊。我和周庸進到男廁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漬的黑色。

    操場的左側是一棟兩層的教學樓，二樓右側的窗戶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著。樓的左側是一個黑板，上邊寫了最近一周的優秀學生，右側是紅粉筆寫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教學樓前有一個三四米長的木質國旗桿，有一些歪斜，上邊飄著的國旗有點老舊。

    從教學樓的正門進去，一樓有十二個教室，二樓都是宿舍。挨著教學樓的是個大的簡易房樣子的食堂。根據校長介紹，他們學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長聊了一會兒，他說要利用課間操時間舉行捐贈儀式。周庸極力反對，但校長說已經和老師學生都說了：“孩子們都知道了，就算不給我面子，也該給他們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應。

    課間操時，孩子們在操場站好，做完廣播體操，校長登上簡陋旗桿前的簡陋鐵架臺子，拿喇叭說了一堆感謝捐贈的話，然后讓周庸也上臺講幾句。臺下響起有氣無力的掌聲，周庸走上臺，就說了兩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讓同學們補補身體長長個子。

    周庸還沒說完，下面一個男孩“撲通”一聲暈倒在地。他旁邊的幾個同學駕著他回了寢室。

    校長和一個老師交流了幾句，告訴我們說：“沒事，孩子就是有點累，咱繼續。”然后他接過喇叭，繼續說捐款的事。

    男孩的暈倒提醒了我，臺下有些不對——每個學生都顯得格外有氣無力。沒人說悄悄話，也沒人打鬧，不停地打哈欠——這太不正常，一點兒不像十幾歲的初中生。

    按照校長說的，學校課業不重，每天閉寢熄燈的時間也早，絕不該如此勞累。這是所寄宿制的學校，學生家長基本都住在城鄉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極個別學生是走讀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異常，很難被家里人發現。我決定找機會問問，學校是否有什么體罰類的虐待行為，或強迫他們干活，以替學校賺取利潤。

    校長講完話，已經快11:30了。他解散了學生，邀請我和周庸去學校食堂吃飯，說今天特意告訴食堂師傅提高了伙食標準。“高標準”的午飯是羊湯和餡餅，還挺好吃。我快速吃了兩張，給周庸使了個眼色，告訴他和校長先聊著，我去趟廁所。

    周庸拖著校長聊天，我出了門往廁所走。男廁所外面，一個個子比較矮的戴眼鏡男孩正在排隊。

    我上前問他：“同學，今天出操的時候，我看你們都有點疲憊，是這幾天辦運動會了嗎？”

    他說不是，就是這兩天沒怎么睡好。我問他為什么沒睡好。他支吾了幾聲，說就是沒睡好，然后說自己有事，轉身小跑離開了。

    又問了五個孩子，三個什么都不說，還有兩個也說沒睡好，但不愿告訴我原因。全校學生都沒睡好，這也太奇怪了。

    見什么都問不出來，我回了學校食堂。周庸和校長還在聊，我坐過去插了一句：“剛才上廁所，聽幾個孩子聊天說晚上沒睡好，是學校辦什么活動了嗎？”

    校長喝了一口羊湯，否認了：“晚上自己在寢室鬧了吧，沒睡好。”

    在學校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開車出了校門。在路口時，我讓周庸停車。

    他把車停下：“徐哥，剛才你給我使眼色，讓我拖住校長，是想干嗎？”我給他講了一下我的想法，說這里的學生不太對勁，我想調查一下原因。

    周庸點點頭：“好的，咱從哪兒開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賣部，說先去買包煙。周庸從儲物盒里拿出一條煙，說道：“甭買了，我這兒還有。”

    我說：“你能不能動動腦子，我是為了買煙嗎？咱就從小賣部開始查。”

    城鄉結合帶常見這種小賣部，老板的消息總是很靈通

    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老板，一般都有幾個關系不錯的學生和老師，對學校里發生的各種事情了如指掌。他們經常和學校里的“混混”關系很好。我上中學時，學校里的“混混”會把一些不方便隨身攜帶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門口的小賣部。有的小賣部甚至會直接出售這些東西給學生，學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賣部老板知道得比誰都早。

    我們把車靠邊停下，走進小賣部。一個穿著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門口收銀臺里看電視。見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問我們想要什么。

    我們買了兩包最貴的煙，交錢的時候我和她搭話：“姐，問您個事兒，我有個親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辦下上學。我看這學校是寄宿的，覺得挺合適的，好進嗎？這學校。”

    老板娘說肯定沒問題，讓我直接把孩子帶來就行。我問她用不用“五證”，她說不用。

    周庸這時候在旁邊插話：“徐哥，這學校行嗎？我看這孩子一個個都沒什么精氣神兒，是不是食宿條件太差啊？”

    我轉頭看向老板娘，問她是不是這樣。她說：“不是，有兩個女學生，兩天沒回學校了，昨晚學校組織學生在周邊找來著，找到大半夜。”

    周庸問她為什么不報警。

    老板娘搖搖頭：“報什么警啊！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著施工隊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別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來上學的，有的是，正常。”

    我問她學校是否詢問家長了，老板娘搖搖頭說不知道。問起兩個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個叫孟秋月，一個叫林歡，兩人是一個寢室的。

    我們回到車里，周庸點上煙：“徐哥，你說他們怎么不報警呢？”我沒直接回答他，只問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證”。

    他搖頭說不知道，我給他解釋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學，需要五個證件。分別是：1.適齡兒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本人在本地務工就業證明；2.本地實際住所居住證明；3.全家戶口簿；4.本地居住證明；5.戶籍所在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等相關材料。如果沒這五個證件，根本不給辦學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個區還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能在城里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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