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那一年，我才十九歲半。從那些天天來我店里找a片的男生嘴里，我聽說了方可寒。他們尊稱她“可寒姐”，有時叫她妖精。

    我從小店的窗戶里，經常看見她。夕陽西下時，她總是在人都差不多走光之后才會出來。她也和這所學校的其他女生一樣，穿白色短袖衫和藏藍色背帶裙。可是她從不梳辮子，她讓她的頭發松散地垂下來搭在肩頭。他們學校不許女生穿高跟鞋，于是她就穿松糕鞋，校規永遠跟不上時尚的變化。她的藏藍色背帶裙的腰間別著一個玫瑰紅的小呼機。她就這樣招搖地走出來，往往是走到我的店門口就會停下，從書包里拿出她的煙盒和打火機，點上之后轉過身，沖著那紅色花崗巖的校門深深地噴一口。她轉身的時候，終于看清她的臉——有一秒鐘，我無法呼吸。

    終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氣，在她點煙的時候走出去。站在她身旁，努力裝出一副老油條的語氣，“多少錢？”

    她看看我，吐出一口煙，“一百五。”

    我傻瓜似的問：“不是五十嗎？”

    她瞇起眼睛笑了，“五十是學生價，你又不是學生。”

    后來，那天傍晚，在我店里那間陰暗的小隔間——通常那是用來放a片和打口磁帶的地方，我告別了我的處男時代。

    一開始的時候她就問我：“是第一次吧？”

    在電影里我們常常看得到這樣的畫面：一個放蕩女人妖冶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把身邊的純情少男窘得鼻尖冒汗。但方可寒不是這樣。她的動作很溫暖，像個大姐姐，甚至母親。那些色情電影從來都沒告訴過我，原來做愛是一件寬容的事情。

    后來我問她：“你都考進北明了，為什么還干這個？”

    她笑，“服務業需要高素質人才，對不對？”

    我又說：“你真漂亮。”

    她說：“我知道。”

    走的時候她留下了她的呼機號，“從下次開始，一百塊就行。優待你了。”

    我有個習慣，喜歡晚上待在不開燈的房間里。但我從來不好意思跟別人提起這個怪癖，只說過一次，就是跟方可寒。

    我告訴她我的秘密。忘了那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我只記得那個時候她把煙從我的嘴上拿下來，深深地吸一口，然后重新把它夾到我的手指間。她專注地凝視那半支煙的表情讓我覺得她根本沒在聽我說話。她最嫵媚的時候就是她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的時候。

    我出生的時候是個盲童。六歲那年才跟著媽媽到北京做了角膜移植。也就是說，我從六歲才開始慢慢學習很多別人嬰兒時代就明白的東西。在那之前，我的世界就是現在這樣，是個關了燈的房間，一片黑暗。當然黑暗這個詞是后來學的，當時我不知道那叫黑暗，我以為那是一種根本用不著命名，用不著考慮，用不著懷疑的自然而然的東西。當我克服了最初對光的眩暈后，終于看清這個世界。我恐懼地望著面前那個喜極而泣的女人，從她哽咽的聲音里判斷出她就是媽媽。我一開始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為什么都是“媽媽”，我的媽媽和鄰床小朋友的媽媽長得一點也不一樣。諸如此類的事情數不勝數，童年可以由兩個字總結：驚訝。

    其實那副眼角膜一直沒能成功地移植到我的靈魂里去。所以我像懷念故鄉一樣懷念被人們稱作是黑暗的東西。剛剛能看見的時候，這世上只有一樣東西引起過我的好感。但我卻也并不想知道它的名字。——我們盲人不在乎“名字”這玩意兒。那樣東西讓我想起有一次我媽媽用剛剛洗過衣服的手抱起我，她的手很冰。是種讓我心頭一凜的溫暖。那樣東西還讓我想起電影院里的聲音——媽媽帶我去過電影院，她伴著對白小聲地給我講那些畫面。電影院里的聲音，就是一片充滿了這“黑暗”的浪濤。那些聲音很有力量，卻不是蠻橫無理。我啰嗦了這么一大堆，后來才知道，那樣讓剛剛獲得視覺的我喜歡的東西說穿了就是兩個字：紅色。如果我一直看不見的話，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跟它相遇。

    第一次看見方可寒的時候，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看見的，還不知道它叫什么的“紅色”。她乖戾地用手指掃著我的臉，但是她的身體，溫暖得像是一個黑暗的子宮。高xdx潮來臨的時刻我聽見自己的血液在身體這個荒蕪的海灘上喧響的聲音，我想：紅色。

    [天楊]

    四月，沙塵暴的季節。

    周雷終于回他父母家了，他編出來一個絕妙的理由，他說他辭職是為了準備考研。于是，他天真的爸媽用好飯好菜把他軟禁在家里念書。一天他打來電話，“我正潛心研讀《金瓶梅》呢。”

    “不如你就弄假成真吧。”我說，“認認真真準備準備，萬一真能考上呢。反正你大學也是混下來的，再學點東西沒什么不好。”

    “就是，”他接口，“還能名正言順地讓家里再多養我兩年。”

    “我是說讀研能提高你的修養，你怎么老是這么庸俗？”

    “太崇高的目的不會真正產生動力呀小姐！”他怪叫，“要不這樣吧，你答應我，要是我真能考上的話就嫁給我，這不庸俗吧？”

    我對著手機一字一字地說：“你去死吧。”

    午飯時間結束。我和楊佩懶洋洋地從醫院的花園里往病房走。今天有記者來采訪。我已經聽見那個女主持人捏著嗓子作溫柔悲憫狀了。“你聽聽，”我對楊佩說，“你還老說我‘矯揉造作’，這算什么？”她不以為然地啐了一口，“真不知道這些人怎么想的。就不能讓孩子們清凈幾天。”

    走進病房就看見袁亮亮那個寶貝滿面凝重地手持麥克風，對著鏡頭一臉真摯，“我想感謝所有關心我的人們，我會一直充滿信心地等待康復的那一天。生活是美好的，我們都該滿懷希望……”那個涂著淡藍色眼影的女主持人驚訝地瞪大眼睛，“你說得太好了！”而龍威在一邊笑得直翻白眼。

    攝像機鏡頭像機關槍一樣掃過病房中每一張臉，皮皮的媽媽，那個看上去總是很緊張的女人局促地站了起來。“您坐著吧！”楊佩說，“他們就是拍一下，不礙事的。”倒是皮皮認認真真地盯著鏡頭，女主持人彎下腰，“小朋友，阿姨問你個問題好嗎？”“行。”皮皮面無表情地回答。“你想不想回到學校？想不想你的老師和同學呀？”皮皮把眼光移向窗外，不屑于回答這種弱智問題。倒是臨床的那個金魚眼小姑娘乖巧地回答：“想。”女主持人眼睛一亮，把麥克風移到她嘴邊，“小朋友，你幾歲了？”她媽媽在一旁笑，“她四歲，根本還沒上學呢。”

    皮皮的眼睛一直盯著窗外。沙塵暴來了。一陣風，模糊混淆了所有的風景。一片黃沙之中，只看見窗前的柳樹被撕扯成一個又一個的舞蹈動作。沙塵暴中的柳樹就像街頭流鶯，又嫵媚，又下賤，又堅韌。

    一個星期以后，皮皮死了。

    后來我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節目，他們居然給了皮皮一個特寫，避開了沙塵暴的畫面，專拍他凝視的表情，話外音響起：“讓我們記住這個孩子渴望的眼神吧。”“渴望？”我沒看出來，要知道他正看著的可是沙塵暴。熒屏上的皮皮讓我想起我小時候，那時我也常常在沙塵暴來臨時把鼻尖緊緊貼在窗玻璃上，尖厲的呼嘯聲從我的五臟六腑長驅直入——那是我，一個生長在城市里的孩子對大自然唯一的敬畏。

    然后我想起上高中的時候，很多春天的下午，我都在課堂上偷看小說。《老人與海》就是在一節窗外刮著沙塵暴的歷史課上看完的。老人微微一笑，自言自語：“水母，你這婊子。”這一句話扼住了我的呼吸。遠方的天被風劃開了一道長長的傷口。呼嘯聲很深，來自滲血的大氣層。后來我想，《老人與海》之所以能感動我，也許因為里面描繪的是我所熟悉的大自然的怒容，以及深愛這怒容的人。相反，像《傲慢與偏見》，或《少年維特之煩惱》這些小說我從來無動于衷，恐怕是因為我不熟悉那些歐洲田園——大自然和顏悅色的樣子。但當時我來不及想這么多，在巨大的感動面前手足無措，下意識地抓住身邊江東的手指。

    “天楊，”他在我耳邊小聲說，“放開。我不能記筆記了。”

    江東。想想看我們已經七年沒見面。我只是在去年同學聚會的時候聽說他去了加拿大。

    這些年，我很少想起江東。那個時候我像所有因初戀而變得矯情的女孩一樣以為江東會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人。事實證明了我的愛情是多么經不起考驗，盡管這令人泄氣，但周雷有句名言：“一個人不可能在二十五歲還忘不了十五歲那年的情人，除非他十年來沒進化過。”這么說我算是進化得不壞。

    十五歲那年，新年的時候，我送給江東一張賀卡，里面寫著：江東，我喜歡你。然后大方地落款：宋天楊。他也一樣大方地在那天放學后走到我課桌前，說：我在頂樓等你。所謂頂樓，就是指那間形同虛設的天文觀測室。那可是當時戀人們約會的圣地。然后第二天的歷史課，他就理所當然地坐在我旁邊。

    就像大多數從小到大都考第一名的小孩成熟得比較晚一樣，一段戀情開始得太過順利的話，日后就必須接受更多措手不及的折磨。一個星期后我們就開始吵架，為了躲過教導主任以及老師們的眼睛，爭吵往往在學校里一些莫名其妙的角落里進行，有一次正趕上放學，他在自行車棚里沖我大喊，叫我滾，引得所有車棚里喧鬧的同學側目。我也大聲地對他吼：“江東你會后悔的！”真可惜他的名字不是三個字的，如果是三個字的話這句話吼出來會更抑揚頓挫一些。然后我掉頭跑了出去。我知道他會來追我。

    迎面，撞上了方可寒美麗而嘲諷的眼睛。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覺得我和江東就像是小孩玩過家家。那當然，我哪有她老練呢？萬人睡的婊子。

    那時候跟他吵架多半是因為周雷。他覺得我既然已經跟他在一起就不該總是和周雷走得那么近，我告訴他我跟周雷幾乎是一起長大的，我不能因為有了男朋友就不要自己的好朋友了；他說我總是跟周雷打打鬧鬧的讓他在籃球隊的哥們兒面前很沒面子，我說你就知道你的哥們兒你的面子一點不考慮我的感受，他于是說我自私任性，我就說他獨裁專制不尊重我人權。最后的結局總是我扭頭就跑他再趕緊追，然后擦擦眼淚手拉手去吃牛肉面。——不是過家家又是什么？

    這么想著我就笑了。只是那時候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把這些當成個笑話。奶奶在外面敲我的門，“天楊，沒睡呢吧？”

    “還沒。”我說。

    “我是忘了，”奶奶進來坐在我床沿上，“你這個星期天值不值班？”

    “不。”我回答，“這星期周六周日都沒事。”

    “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奶奶笑笑，“我是想，這個周末你跟我出去逛逛街，咱們得給你小弟弟買小被子小枕頭，還有衣服什么的。也不知道這個孩子穿多大的衣服？我多少年沒買過童裝了。”

    “問問我爸不就行了？”

    “你爸才不會留心這些。再說他們法國的尺碼跟咱們也不一樣。”

    “從現在起可有你和爺爺忙的了。”我笑道。

    “誰說不是，”奶奶笑著搖搖頭，“不過也好，來個小家伙，熱鬧。”

    “干脆就把他留下吧，別送他回去了，給你們解悶。不過中國小孩作業太多了，苦了他。”

    “可別留下他，要是將來再加上你的孩子，我跟你爺爺可弄不過來。”

    “我，”我夸張地說，“還早呢。”

    “不早了，天楊，我看周雷那個孩子這么多年對你真的不錯，而且這孩子長得也是大大方方的，人善，家境……他爸不是什么研究所的？好，這種人家斯文——要是這次真考上研究生就更好了……”奶奶一如既往地陷入幻想中。我大學畢業以來她就把跟我說過話的每個男人都如此這般盤點一遍，似乎綜合測評指數是周雷的最高。

    “奶奶——”我拉長了聲音，“不早了，您也早點歇著吧。”

    奶奶出去了之后我就關上了燈。順便打開廣播：音樂節目，四月一號，dj祝大家愚人節快樂，然后是紀念張國榮逝世一周年的特輯——怎么已經一年了，都不覺得。

    我是聽著情歌長大的孩子。我們都是。在我們認識愛情之前，早就有鋪天蓋地的情歌給我們描摹了一遍愛情百態。于是我們那代孩子中，大多數人的初戀都是照著他喜歡的情歌來談，高興的時候，難過的時候，嫉妒的時候，分手的時候——太多各式各樣的歌詞可以撿來概括自己的感情了，太多mtv里的鏡頭表情可供參考了：開心的時候就在流星雨下面跟他接吻吧，沒有流星雨精品店里買來的一瓶幸運星也行，我是說如果你的零花錢夠用；單相思的時候就疊千紙鶴吧，雖然你沒有mtv里的女孩清純漂亮；傷心的時候就更方便了，多少情歌里的主角是傷心的呀，你是愿意在瓢潑大雨里狂奔還是愿意酗酒買醉都好，可惜這個時候你不能像mtv里一樣在街角剛好看到一個賣玫瑰花的小妹妹然后順理成章地觸景傷情放聲大哭。然后在每個人的記憶中，初戀就永遠以情歌的方式存在：動人的，纏綿的，而且還是押韻的。搞不好還貼著一個標簽：張學友、林憶蓮，或是張信哲，或是誰誰誰——我不大知道現在的孩子都聽誰的歌。

    那么，我自己呢？

    如果我和江東的初戀真的也只有這般照貓畫虎地模仿的話，那就算遍體鱗傷也只能是個鬧劇。還好不是。我隱約覺得我跟他之間有種什么東西。沒有任何一首情歌可以幫我概括它，解釋它，所以我不能正確地把它表達出來，只好聽之任之，于是“它”也就靜靜地潛伏在我身體的黑夜，血管的叢林里。像只懼怕火光的小狼。姑且稱它為“小狼”吧，還挺親切的。

    那時候我十五歲，一點經驗都沒有。

    小的時候去平遙古城玩。小姑姑讓我坐在城墻上照相，我不敢，她說你只要別往下看就好了。那城墻是個環形，足有五層樓高，像口巨大的井。灰黑的石壁縫里全是青苔，陽光幽幽地照到了深處。“井”底下居然還有人家。我對著鏡頭，努力不去想我只要輕輕朝后面一仰就可以粉身碎骨。

    沒錯。就是這種感覺——那只“小狼”。其實我那時怕的并不全是會掉下去，我怕的是自己一個一瞬間的念頭：我想掉下去。我一點也不想死，但我想掉下去。這念頭閃得太快，我都來不及把它翻譯成語言。你總是會害怕沒法變成語言的東西，因為它們比你強大，比你有生命力。

    那小狼偶爾會推我一下，那時候我就莫名其妙地抓緊江東的胳膊。他皺皺眉頭，把耳機取下來，“還挺有勁兒的。”“弄疼你了？”我對自己的神經質覺得抱歉。“沒有。”他笑著拍拍我的頭，“冷嗎？要不咱們走吧。”我們是在公園的湖邊上，放學以后我們倆經常來這兒。有時候kiss，有時候聊天，有時候連話也不講，只是坐著。

    我的頭靠著他的肩膀，傍晚湖邊的人總是不大多，尤其是天冷的時候。我們不說一句話，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時間就以最原始的方法流逝著。那種絕對的寂靜就像春天的陽光那樣喚醒了我的小狼，我甚至感覺得到它稚嫩的殺氣。那時候我就很疼。并不是生理上的疼痛，這疼來自另外的地方，就像一場大雪一點一點覆蓋了我的五臟六腑，我不得不深呼吸一下，再一下，但它并沒有緩解，我反倒是更為真切地聽到了它的足音。我只好轉過頭去朝著江東，沒頭沒腦地說：“江東，咱們長大了以后，就結婚吧。”他只是笑，他說你又說什么瘋話。我也覺得這話挺丟人的。然后我就輕輕地湊上去，親親他的臉。他嘆了口氣，“你呀。”

    “再咬你一下可以嗎？”我在他耳朵邊小聲問。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