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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東]

    從什么地方說起呢？我小的時候不叫“江東”，叫“梁東”。北明中學的江校長是我的繼父。這件事我很少跟人說。我的生父是個賭徒。我六歲的時候，跟著媽媽離開了他。

    我是在河邊長大的。就是那條剛被治理過不久的河。現在這河被換過了血液。雖說是花錢買來的清澈和豐沛，但畢竟像那么回事兒了。當它還是條臭水溝的時候，我的家就在它岸邊的工廠宿舍區——沒錯，就是說差不多是我媽媽上班的這間工廠把這河變成臭水溝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氣味蔓延在我們的樓道，我們的公共廚房，公共水房，公共廁所，甚至我們每家的房間。這氣味被小孩們講得千奇百怪，有人說那是在河灘上燒橡膠的緣故，有人說那是被丟棄的死嬰，想象力豐富一點的就說這是什么犯罪組織在銷贓——贓物堆到河灘上，拿化學藥品一倒，什么痕跡都留不下，除了這難聞的氣味。其實那不過是這條河的氣味而已，倒是無形中鍛煉了我們的想象力。

    我在那棟筒子樓里其實只住到八歲。可是直到現在，我一閉上眼睛依然聽得見走廊上各家的門響，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腳步聲，還有水房里自來水自由的喧鬧。水房從來就是個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總是排著一條人人睡眼惺忪的長隊，端著臉盆毛巾牙刷等著進水房盥洗，口角詛咒常常不絕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們的俱樂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時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戶就沒了隱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讓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常常是這樣的局面：我媽媽抱著菜盆子走進水房，如果她們本來是聚在一起的，見到我媽媽就會散開，要是她們本來是分散著的，我媽媽來了她們就會聚到一起，總之，永遠提醒著我媽媽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們到底提醒了我媽媽沒有，總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媽媽身上有什么不一樣的。結論：唯一的不一樣，媽媽是個美麗的女人而她們不是。

    媽媽很安靜。她很少跟人說話——倒是閣樓上住著的那些單身漢很喜歡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點個頭，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別人一樣下了班就喜歡在水房里泡著。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寧愿不怕麻煩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換干凈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張雙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間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時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會濺到床罩上。她一向愛干凈。只是她洗衣服的時候屋里就沒地方撐開那張小方桌，于是她就會對我歉然地一笑，“小東，先去外面玩吧。等媽媽洗完了衣服你再寫作業。”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過我不喜歡她洗被單。那個時候我們倆就得到院子里去擰干那些床單被罩。我是個孩子，她是個女人，我們倆用盡吃奶的勁兒還是不行。我印象里別人家洗床單時都是爸爸和媽媽一起擰干的，可我不會為這點小事想念爸爸，因為他是個狗雜種。

    經常會有筒子樓里的男人看見我們，來幫我們擰。男人的手臂，輕輕松松，床單里的水就全體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我常想：要是被單也知道疼的話，落在我和媽媽手里就算是幸運了。來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開個玩笑，“喲，學雷鋒呢。”在我們的樓里，“學雷鋒”是個典故，特指一個男人幫我媽媽做事兒。在我媽媽不在場的時候，水房里的女人們成天地互相取笑，說誰的老公是“學雷鋒先進個人”。那聲浪肆無忌憚地傳到我們屋里來，媽媽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偶爾，她會抬起頭，疲倦地沖我一笑，說：“小東，要好好讀書，知道嗎？”

    其實我知道她們并沒有惡意。那些女人。她們對我都很好，總是摸我的頭，給我個蘋果什么的。我不怪她們拿我媽媽開涮，相反她們越這么說我越開心，因為我知道她們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楊說起我們的水房，說起每天早上水房門口的長隊。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車上一樣？”我這才想起這是她從不了解的生活。我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每天放學后她都會坐在學校的籃球館里看我們訓練——跟籃球隊其他哥們兒的女朋友一起，她們被體育老師戲稱為“家屬團”。有一次她對我說：“她們都說，你打球的樣子好帥的，不過……”我正得意，“不過什么？”“不過你的運動褲太老土了。她們說阿迪達斯這兩天全場打五折，讓我幫你去選一條。你看呢？”從那一回開始，我身上屬于筒子樓的痕跡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楊，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學——這個云集了我們這城市的小精神貴族的地方。

    我能進北明中學全是憑我自己考夠了分數。但我不能理直氣壯地說這跟我的繼父——江校長毫無關系。如果我媽媽沒嫁給他，也許我就和我筒子樓里的小伙伴一樣：讀完河岸上的小學，進媽媽她們工廠的子弟中學念初中，初中的時候開始打電腦游戲，打臺球，也打群架。初中畢業，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為止，然后在躁動的年紀打情罵俏地走進父母的工廠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們在筒子樓里橫沖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極少數非常優秀或非常不爭氣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個時候，江校長還是江老師。江老師在我們的筒子樓里是個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學里教物理，課講得極好，經常輔導我們這些小孩子做數學作業。他們說他是個怪人，四十歲了還不成家。后來，他和我媽媽之間的“緋聞”雖說進一步惡化了媽媽在水房里的人緣，卻絲毫沒影響他在筒子樓里的聲譽；再后來，當他講課的名聲越來越大時，被一所重點中學挖去了；再再后來，他和我媽媽結婚了。我們在筒子樓里的最后一夜，媽媽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長長地嘆了口氣，說：“小東，從明天起，我們就再不用跟別人合用廚房廁所，再不用拉蜂窩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東你高不高興？”

    媽媽離開筒子樓沒多久，那間工廠就停產了。但江老師的運氣一直很好，用“扶搖直上”形容不算過分。終于，不到十年的時間，江老師變成了北明中學的江校長。后來江校長，也就是我爸幫媽媽找了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我覺得這工作適合她。她和江校長沒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間工廠正式宣布破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經常在這個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個女人在送牛奶，某個頂樓上的單身漢在街角支著修自行車的小攤，或者某個“學雷鋒先進個人”在寒風凜冽的早上把晨報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許這話由我說是不大好，但我確實從那時起感覺到“命運”這東西。特別是，我媽媽，她依然是美麗的，這些年她養成了定期做皮膚護理的習慣，總是和她新認識的朋友討論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劃算。我曾經跟天楊講起過這個，她笑笑，她說我的話讓她想起香港有個寫小說的叫亦舒，她的小說里說：在寒風里的公車站站上四五個小時，再美的美女也是“塵滿面，鬢如霜”——這就是十六七歲的天楊。她看過的書太多，這妨礙她體會赤裸裸、未經矯飾的人生。我不是在為我自己不愛閱讀找借口。

    后來那工廠就被拆了，連同宿舍區。因為種種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來。直到治理護城河的時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時間，這地方像個廢墟一般荒涼。有一次放學，我和天楊就走到這河岸上。這河堤離我們學校很近。我們就踩著雜草、沙礫和小石子安步當車，我給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顯然興趣不大。廢棄的樓群里有個老太太在一堵斷壁后面賣風車，她一定要我買一個送給她，她說那是因為她覺得“老奶奶很可憐”。

    沿著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條通向鬧市區的街道。河堤的盡頭是個永遠浮著塵土的公共汽車站牌，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為什么這么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會有個這么動人的名字。天楊得意地仰起臉：“我知道這兒為什么叫‘雁丘’。”

    “是我爺爺跟我說的，”她說，“你聽說過‘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吧？”

    我說：“是不是金庸寫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聲音很好聽，“是元好問寫的！”“元好問是干什么的？”“元好問是詩人，是……五代那時候的吧？”她歪著頭想了想，“這不重要。重點是：這句詩其實說的不是人，是兩只大雁。元好問他就是在這兒，這個河堤上碰見一個獵人，手里拎著兩只大雁的尸體。獵人說，他本來是只從雁陣里射下來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見她老公死了，也飛下來撞死在岸邊的石頭上。然后元好問把它們倆的尸體買下來，葬在一起。就葬在這岸邊上，所以這兒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沒看出來，這么個鳥不生蛋的地方。”“江東，”她突然換了個很認真的表情——我猜得出來她想說什么，“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會不會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對了。“你千萬別死。”我說，“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個，還得重新適應脾氣愛好什么的，何必費事。”話沒說完，一記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說。“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聲中，我發現黃昏來臨。這堤岸很荒涼，對我們來說或許是件壞事，但是對夕陽來說，再好不過了。瓦礫，雜草，沒有機器聲的工廠，沒有炒菜聲的筒子樓。夕陽終于有了機會在這滿眼的荒蕪中透透氣，盡情放縱它紅色的、柔情似水的眼神。我很討厭所謂詩人毫不負責的“抒情”，但我沒辦法討厭夕陽。因為夕陽太善良了，它誰都瞧得起，就連這條臭氣熏天的“河”，它也寧靜地籠罩著，一點沒有嘲弄的意思。

    “該回去了。”我跟天楊說，“你信不信，周雷那個陰魂不散的一定還在校門口等你呢。”“討厭。”天楊的臉紅了，“誰叫你家就住在學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遠一點的話，我就一定每天放學跟你一起回去了。”她把臉湊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對不對？”“我吃醬油。”我故意逗她。“裝蒜。”她笑。“我裝蔥。”“你——”“又叫我去死？我死了對你有什么好處嗎？”我喜歡看她眼睛瞪得圓圓的樣子。“當然沒好處了。我還得再找一個，還得從頭適應脾氣個性什么的。”她學著我的口氣，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這時候，我們看見了方可寒。

    她出現在廢棄的樓群之間，先看見了我們。于是她朝我們的方向走過來，踩著一地的夕陽。“嗨。”她笑笑，算是打招呼。我們也笑笑，“嗨。”然后她一拐彎，走進一棟怎么看也不像還有人住的筒子樓。她纖麗的背影在漆黑的門洞邊一閃，就隱進去了。

    “她家住這兒嗎？”天楊驚訝地自言自語。

    “原先不是住這兒，是旁邊那棟，可能后來搬家了吧。”

    “你原來就認識她？”她更驚訝了。

    “嗯。小時候我們也算是鄰居。”

    “原來她家住這兒。”天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可是她穿的是only。”

    “什么？”

    “你們男生肯定是看不出來的。她的那件白短袖衫跟我們的校服不一樣。是only的。我在國貿商城看見過。貴得嚇人，那么一件要三百塊，料子摸上去就好得不得了。”

    “人家是勤勞致富。”我笑，“你能跟人家比？”

    “也對。”我看出來她眉宇間的鄙夷。于是我說：

    “其實她挺可憐的。她是個孤兒，從小就在她爺爺奶奶家長大。我想她也是沒辦法才……”

    “那不是理由。”天楊很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可憐的人很多。可是人不能因為可憐就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什么都沒說。這樣的爭論不會有結果。

    校門已經出現在我們的視線里了。紅色的花崗巖。在夕陽下它看上去沒有平時那么盛氣凌人。當然，出現在我們視線里的還有周雷。我雖然很討厭這個像蒼蠅一樣的家伙，可是有時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知道我和天楊在一起，但他也知道我沒有理由阻止他放學后和天楊一起回家。畢竟，只不過是順路一起回家而已，況且他還總是得體地微笑著，站在天楊身邊親切地跟我說再見。想想看人家就剩這一點兒幸福了，我也不好那么沒風度地剝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周雷在北明中學怕是已經成了“堅忍不拔”的代名詞。奇怪的是，只有天楊是真的不相信周雷喜歡她。誰跟她說她都不相信。理由是：“周雷是我從小到大的好朋友，要是他喜歡我一定會直接跟我說的，我問過他，他叫我別聽你們瞎說，我們就是好朋友而已。我當然是相信他，不會信那些閑話了。”——你說這孩子，她是裝傻還是真傻？

    他倆的背影順著暮色延伸的方向消失。我掉轉頭，往我家所在的教職工宿舍區走。天色漸漸黯淡下來。遠遠的，我看見媽媽的身影，我知道她身上，一定帶著圖書館里油墨的香氣。

    [天楊]

    皮皮死了以后，那張病床就暫時空著，被大人們堆上了好些雜物。方圓的情況好得令人詫異，從特護病房轉到了普通病房。且不說那些化驗結果，她的氣色看上去就好了很多。陳大夫很有信心地對她媽媽說：“病情現在控制得很好。照這樣下去，完全控制住也不是沒有可能。”我看到那個憔悴的女人高興得掩面而泣。陳大夫似乎已經忘了自己不久前還說過方圓最多只剩下三個月的。現在他換上了一副微妙的表情，對那個不停道謝的女人說：“這沒什么，這是我們的本職工作。”我可以想象楊佩聽了這句話的反應，她會撇撇嘴，嘆一聲：靠。

    天氣漸漸熱了，很久沒有周雷的消息。我暫時不想找他，從那天之后，他也再沒給我打過電話。二十五歲生日也就平淡地過去了。本來嘛，用楊佩的話說，一把年紀了有什么值得慶祝的。倒是那天早上，龍威和袁亮亮在我上班時一起沖我大吼了一句“happybirthday”，我詫異地表示感謝的時候，龍威說他和袁亮亮“潛入”了值班室，看到了我那天無意中壓在玻璃板下面的身份證。龍威一直在眉飛色舞地說，袁亮亮明顯有些精神不濟。這些天他總是發低燒，不過他自己依然樂觀得嚇人。

    日子又變得像以往一樣無聊。上班，下班，值夜班，二十四小時，一轉眼就過完了。唯一的一件不平常的事：五一放大假的時候，我到北京去領回了不不。

    還好首都機場是喧鬧的，假設周圍一片寂靜，我就真的不知道該拿這個小家伙怎么辦了。遠遠的，看著空姐把他帶過來，我預感到他是個麻煩。他一句話不說，只是看著我，很專注的樣子，看得我心里直緊張。我想起了電影里外國人初次見面的說話方式。“你好，”我說，“我是天楊。”他看著我，他的眼睛很大，很黑。“我們先去吃飯，然后坐晚上的火車回家，你說好嗎？”他依然靜靜地看著我。我本來想從他的表情推測一下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一點表情都沒有。

    我拉著他的小手，往外面走。“我們在電話里講過話的，你記得吧，我是姐姐。”他轉過小臉，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你真了不起，”我覺得我必須找點話說，“這么小，就一個人搭飛機來這么遠的地方。”意料之中的，他不理我。眼睛看著北京的天空上的云。

    “你想吃點什么？飛機上的東西很難吃吧？”他似乎是不屑于回答這么簡單的問題，拿眼角瞟了我一下，然后眼光又移到了很遠的地方。

    他長得很像爸爸。尤其是眼睛。還有臉部明晰的輪廓。

    “我們家里有你的照片，你明天就見得到了。就是你在迪斯尼樂園和米老鼠照的那張。”我其實只是為了弄出點聲音而已。

    他第一次開口說話是在那天深夜里，在火車上。他的手輕輕拍著我的臉頰，把我弄醒了。他的小腦袋從我懷里鉆出來，輕輕地說：“尿尿。”我帶著他穿過長長的走廊，火車在黑夜里寂靜而規律地前行著，似乎是鉆進了山洞，因為周圍突然間黑得太徹底。我拉開廁所的門，打開燈，對他說：“我在外面等你。”他抬起頭，在燈光里濕潤地看著我。我重復了一遍，“我在外面等你。”他說：“不。”這是第二句話。我只好跟他進去，回頭關門的時候聽見他輕輕地說：“你是女的。”他臉上有點羞澀。我愣了一下，笑了，“沒關系，你不用介意。就連我，有時候半夜里起來也會害怕呢。可笑吧，我都這么大了。”他紅了臉，轉過頭來，嘟噥了一句：“女孩嘛。”小家伙。

    被他這么一鬧，我是再也睡不著了。火車到了一個小站，站臺上的燈光映著不不的小臉。我說：“睡吧，還早呢。”他聽話地閉上眼睛。我支起身子看看窗外的站牌，我們正在穿越黃土高原的腹地，也就是每年春天沙塵暴的老家。

    火車又開始在自己的聲音里前進。我喜歡火車。從小，我就很喜歡聽這些單調寂寞的聲音。比如在中學的籃球館里，我最愛的就是籃球砸在木地板上的回響，這些聲音里有股憂傷，這憂傷和很多民間音樂里的憂傷異曲同工。空曠的聲音里，我看見自己坐在橙黃色的看臺上。那時候我梳的是兩條麻花辮，穿的是校服的短袖衫背帶裙。周雷很做作地投進去一個三分球，落下時被江東搶了去。不不睡著了，小腦袋蹭著我的胸口，暖暖的。一瞬間，一種熟悉的悲涼像那只籃球一樣砸在我心里最柔軟的部分。不不的呼吸吹到我的臉上，我緊緊地擁住了他。漢語的詞匯妙不可言，悲涼，真的涼涼的，帶著一種樹木的清香。

    第二天清晨，不不醒得很早，他似乎有點緊張。我帶他去餐車吃早飯的時候告訴他：“爺爺奶奶都是很和氣的人。你放心。”他又恢復了白天的沉默，像是沒聽見我的話，倒是對面前的燒餅發生了興趣，一點點摳著上面的芝麻。我這才想起，他從沒吃過這個。

    五一長假還沒完，這一天該我值班。把這個小麻煩移交給爺爺奶奶，我就得匆匆忙忙往醫院趕。假日里的醫院空空蕩蕩的，龍威的聲音響徹整個走廊，“美女，我們想死你了！”“好點兒了嗎，亮亮？”我問。幾天不見，袁亮亮瘦了些，在枕上用力地點點頭。我在北京的時候，楊佩給我發來短信，“袁亮亮開始化療了。”“好點兒了，”他說，“就是有時候有點想吐。”“化療都這樣，正常的。”我說。“那……我不會變成禿子吧？”“不會。”我笑。“變成了也沒事兒。”龍威說，“我把頭發剃光了陪你。到時候我們就是‘光頭性感二人組’，你——意下如何？”“滾一邊兒去。”袁亮亮怒吼，聽聲音倒還是元氣十足。

    旁邊病房里的好幾個孩子都等著我去輸液。我正給那個金魚眼小姑娘扎針的時候，手機開始在衣袋里振動。我沒理會。針運入了細小的血管，“疼嗎？”我問。她點頭，又搖頭。“真勇敢。”我笑著。

    走到走廊上我看了一下手機，是奶奶。偏巧它又開始振動了，奶奶說：“天楊，中午休息的時候你能不能回來一趟？我和你爺爺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是不不。整整一個上午，他端坐在餐桌前，拒絕說話，拒絕洗澡，拒絕吃東西，甚至不許奶奶除下他肩上的小書包。唯一的動作就是搖頭。耗了幾個小時，奶奶急得就差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你這孩子你想要什么總得說了我們才知道呀。”他最終說了兩個字：“天楊。”

    “喏，天楊來了。這下可以了吧？”奶奶一開門就朝里面嚷。一想不對，“唉，不不，怎么能叫姐姐的名字呢？沒有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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