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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冬日的江漢平原，若是雨天，那種遼闊的灰濛濛的色調，樹林、牲畜、田野與村莊皆如煙凝，若真若幻，這是一種讓人憂郁的景象，然而蕭瑟并不冷清，枯寂并不衰敗。不知為何，我一直喜歡在這樣的冷色調中旅行。

    現在，我們乘坐的面包車正穿行在江漢平原的冷雨之中。車上除了我，還有三位著名的學者，他們是王春瑜、王先霈與何鎮邦。此行的成因是王先霈的一位學生在秭歸縣當領導，他邀請我們前去參觀已經蓄水的新三峽。在我的動議下，臨時又增加了一項內容，就是順道去荊州城中拜謁張居正墓。

    二

    張居正的墓在沙市市郊一處名叫張家臺子的地方，荊州與沙市兩城合并后，該墓便在荊州城內。

    我自1993年對張居正產生了興趣并從此開始了對他長達數年的研究。在這次拜謁他的墓園之前，我已獨自前來憑吊過兩次。第一次是1998年清明節。那時，我對張居正的研究和史料搜求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正準備選擇一個吉日動筆寫作四卷本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清明節的早上，我獨自駕車從武漢出發，沿宜黃高速前行約兩百公里，至沙市站下。友人劉心宇君在出站口等著我，帶我去墓地。約半個小時，我們的車停在一片泥濘之中，心宇領我走進一畦散發著糞臭的菜地，指著菜地中的一個土堆說，這就是張居正的墳墓。

    盡管動身之前，我對該墓的毀壞已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及至親臨其境，仍不免深深地驚訝。

    這座在平地上淋起的土堆，陷在難以插腳的泥淖之中。墓的后頭地勢稍高，即當地人所說的“臺子”（我不知道張家臺子的地名，是不是因張居正的墳墓在此而得），上面蓋滿了兩層的農舍。墓之兩側，左為民居，右為村人籌資修建的一座名為菩提寺的小廟，據說所用寺基，亦是侵占墓園的用地。

    我走到墓碑跟前，兩條褲腿濺滿泥漿，而臺子上的村民，莫不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由此可以揣測，前來墓園拜謁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土堆前的墓碑是極其普通的米青石，顯然是今人所立。沒有任何雕飾，僅“張文忠公之墓”六個隸書大字，用油漆凃紅。也許又經歷了一段歲月，碑上漆色剝落，字跡開始模糊。圓土堆的一圈墓墻，用約兩尺高的青磚砌起，年久失修，有幾處已經傾圮。土堆上的蒿草欲青還黃，在艷麗的陽光下，，格外引發人的滄桑之感。

    心宇君告訴我，這座墳墓即是明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欽天監為張居正選擇的墓葬的原址，但墳墓卻不是原來的。蓋因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紅衛兵小將們信奉毛****的教導，認為帝王將相無一好人。作為當過萬歷首輔的張居下正，焉能放過？小將們遂成群結隊前來掘墓。墓很堅固，用鍬鏟之類的工具無法挖開，便有人開來推土機，終將墓室摧毀。掩封了近380年的棺材顯露出來。紅衛兵們一涌而上，掀開棺蓋，除張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盡爛，棺內只有一條玉帶和一方硯臺，別無任何陪葬品。這結果讓紅衛兵們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入夜，一張姓老農（據說是張居正后裔）悄悄來到墓地，將被紅衛兵丟棄的張居正的散亂白骨收拾起來，裝在一個臨時找來的陶缸里，在原地挖了一個坑予以埋葬。又二十年過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們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癥的民族部份恢復了記憶，列宗列祖的文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殺。時任沙市博物館館長的侯先生與陳先生，終于鼓起勇氣要重修張居正的墓園。首先，他們找到那位老農，將張居正葬于陶缸的尸骨挖了出來。那只陶缸過于簡陋，他們便讓當時尚在博物館工作的劉心宇找來一只精致的青花罈子，將張居正的尸骨再次收殮。然后，在當年被推土機推平的墓基處重新挖坑，將青瓷罈埋于其中，又把散于原地周圍的斷磚撿起做了墓堆的護墻，并作了一塊墓碑樹起，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這一座墳塋了。侯、陳二人本來雄心勃勃，要建一座張居正陵園，并在今已蓋了菩提寺的地方修建一座張居正紀念館。他們把報告呈給有關領導，可惜沒有下文。兩位老先生現已退休，他們再也沒有能力張羅此事。

    所以，我第一次謁墓，在滿目荒蕪的墓園聽完劉心宇的講述后，心境之蒼涼可想而知。這蒼涼中，既有為張居正死后數百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悲哀；更有為我所置身的這個民族的后代子民對先賢的麻木不仁而痛苦。

    三

    我是在39歲的時候，才有意識地研究張居正這個人。那時，因為唐浩明先生的小說《曾國藩》，國人中的確掀起了一股曾國藩熱。我在坊向購得《曾國藩》讀過之后，遂留意起曾氏著作。后來在湘中名士王闿運的著述中，得知曾氏非常推崇江陵人張居正，說他柄國于“窳鹽之極，其功尤偉”。我便開始搜求張居正的著作。不久，便買到了著名歷史學家張舜幑主編的煌煌四巨冊的《張居正集》，又從友人處借到了朱東潤先生寫于抗戰時期的《張居正大傳》。這便是我研究張居正的發端。

    我在另一篇《讓歷史復活》的文章中，談到研究中國的政治，首先要研究兩個系列的人物，一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稱職的國務活動家，是宰相多于皇帝。在中國那么多可圈可點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張居正無疑屬于最優秀的一類。著名歷史學家黎東方認為張居正不但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漢以降，也只有諸葛亮與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擬。這是因為，諸葛亮只是蜀國的宰相。局促的舞臺，不足以讓他運籌帷幄，搖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錯，但缺乏將理想化為現實的政治智慧。同張居正相比，他更像一個文人。他的源頭是屈原，而張居正的源頭是申不害與霍光。但他歷史上功績，卻是遠遠超過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為的皇帝，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稱太祖與成祖。其后的十幾位皇帝，依次為仁宗、宣宗、英宗（中間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與毅宗。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與穆宗比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別是武宗與世宗兩朝，共六十一年，已經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穆宗是世宗的第三個兒子，繼位時三十歲，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幾件事來，怎奈穆宗素無大志，雖然儉樸本份，但沉湎酒色。所以，國政在他手上，仍沒有什么起色。到萬歷皇帝登基，張居正出任首輔時，國家除邊防穩固之外（這其中也有張居正的功勞），內政幾乎乏善可陳。官腐民敗，政以賄成。斯時之皇權，雖然名義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實際的控制力已相當薄弱。京師百里之外的地方，盜賊成群——這是民不聊生的顯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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