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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靜輝聽后微微一笑，繼續說道：“國朝初立直到現在中樞機構中三省制已進入衰落荒廢地階段。職權的轉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聲。現在無論是先生還是司馬君實和圣上都是傾向于借鑒唐代的官制制度來重設三省，在這點上學生也是深以為然的。”

    宋朝從立國到現在在宰相制度上名義上與唐代沒有什么不同，但實際上卻有很大區別。主要在于宋代設中書、樞密、三司分掌政、軍、財三大務，宰相之權為樞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樞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權不相上下，不相統攝。宰相之權既已分削，又設參知政事互為牽制。相權益弱，而皇權卻由此加強。

    這樣設置固然是有當年趙匡胤深深地打下了自己所經歷五代時期的烙印，拼命加強皇權使之自己的子孫能夠享受江山，就如同當年趙匡胤煞費苦心的撤掉宰相們的凳子一樣，他不允許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這樣極大的威脅到了他的統治。

    皇家這么煞費苦心的建立起現在的一套官制體系毫無疑問是為了他們家族江山穩固，不過殊不知權力越是集中就越危險──他們想坐這個位置來獨享大權，還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繼地做著同樣的夢，所謂“高處不勝寒”一直以來都是王靜輝自我警醒的名言。

    皇權和相權達到一個什么樣的對比才是最合適的，這個問題也是王靜輝所考慮地──宋代之所以能夠達到長治久安。還能夠創造出如此豐富多彩的文明，固然在統治上大大削弱了武將的權力，但能夠保持穩固的卻是皇權和相權之間的對比。在目前來看皇權明顯是強于相權地，但依照新的改革體制精神，三省這樣高層次的體制變動過后。相權表面上增加了，但為相者地數量也同樣增加，除非所有的宰相都是一個心思，否則還不是皇權的對手。

    宋代的中樞機構，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所謂“宰執”。即宰相與執政之統稱。宋代的宰相稱中書門下平章事，副職稱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也稱為“執政”。這是趙匡胤為牽制宰相而設置的。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質、王溥等為相，及范質等求退之后，雖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當時有大臣認為宰相虛位，應以尚書省長官行宰相署敕之權，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說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時加封為平章事者，還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類(宋制，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都稱為使相，但不預聞政事)。因此趙普獨擅宰相之權。宋太祖要給趙普設置一個副職，但想不出合適的名稱，便問翰林學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說，唐代曾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之稱。于是便以薛居正、呂余慶為參知政事。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時地事。當時設置的參知政事地位還很低，“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位于宰相后，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伴雜給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議事辦公的地方，參知政事連宰相的辦公廳都不能進，可見沒有多大權力。后來，宋太祖看到趙普為政專斷，為了加強對宰相的牽制，便提高參知政事的地位和職權，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詔薛居正、呂余慶與趙普“更知印擁班奏事”，以分其權。

    到了宋太宗趙光義時代更是把參知政事的地位又提高了一塊──參知政事可入政事堂商議國事，參知政事原來與宰相在地位和職權上的差別，至此完全消除。這就形成了對宰相的有力牽制。所以宋代常以“宰執”并稱。參知政事一名雖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參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職的，即稱為參知政事，也有稱為參預朝政，參議朝政，而宋代所設的參知政事，則成為宰相副職之定制。參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統治者削弱宰相之權，并使之與宰相互相牽制從而加強皇權的重要措施。

    現在以唐制來重建三省，這個精神是皇帝趙頊作出地決定。這樣一來就非常值得玩味了──改革過后將不會出現參知政事這一官職了，但多了四名副宰相，可以想象王安石肯定是坐穩宰相的位置，而現在的參知政事司馬光、曾公亮、王圭等人將毫無疑問的變成四位副宰相。這樣看起來三省的權力只是換湯不換藥沒有什么變化，只是名稱上不同了而已，但是最值得矚目的便是六部──重建六部后將會多出六個六部尚書來。他們同樣也有進入政事堂參議國事地權力，實際上六部尚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副宰相，這樣一來光是宰相正副加起來就有十一人之多，宰相的權力在改革后不是增強了，反而是大大的削弱了！

    “皇帝趙頊已經成熟了！”王靜輝心中暗暗想到，同時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中別有深意的眼神。

    皇帝趙頊提出了這樣的改革精神，王安石、司馬光等人自然心中是心領神會，唯獨沒有反應過來反而是他這個駙馬──同樣也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的人！王靜輝一想到這里，心中不禁捏了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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