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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絲綢之路自古有之，秦時有徐福東渡日本，帶去了數千童男女和“百工”的同時，也帶去了中原的桑蠶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因此，日本人尊徐福為“蠶桑之神”。漢時則有了對東南亞的往來記載，《漢書•地理志》里曾保留了這樣一段史料，其意大致如下：自漢朝日南障塞和徐聞、合浦等地，都可以與海外各國進行貿易，其航海經過之處有都元國今蘇門答臘東北部，邑盧沒國緬甸勃固附近，諶離國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達夫甘都盧國緬甸的卑謬，唐驃國又航行道黃支國印度南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國約今斯里蘭卡；回程時經過宗皮新加坡西邊，然后到日南郡最南邊的象林縣才結束航程。

    三國時也有很多關于同日本和朝鮮交往的記載。近來更有人指出，海上絲綢之路始自距今千多年前的南詔地區，其路線大致是：大致是從四川、湖北的酉水船運到湖南的沅水，再經沅水船運到貴州的鎮遠，然后經“馬幫”馱運，經貴州、云南、緬甸、印度到達西域各國。可見，中國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早已**有之，并非陸上絲綢之路的“衍生品”，只是在路上絲綢之路被阻斷以后。海上絲綢之路才顯得更加地興旺罷了。

    海上絲路起源雖早，但真正發展起來，形成規模，卻是本朝開國以后。秦漢至隋朝以前應該說是陸上絲路的黃金時期，這條溝通歐亞大陸的交通線，在歷史上對東西方商業、文化的交流曾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陸上交通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是西域一帶常常被游牧民族截斷。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帶地戰爭頻繁不斷，控制權經常易手，一旦中原政權失去對河西走廊的控制權，路上絲綢之路馬上就會被阻斷。而這樣地事情層出不窮，最終將貿易的主導權讓位給了海路。

    高宗總章年間。薛仁貴平定天山一帶，路上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安西四鎮的設立，就是為了保護絲綢之路的安全。然而，處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屢屢對安西四鎮進行襲擾。屢屢攻陷安西四鎮，使得絲綢之路斷斷續續。最為嚴重地是，睿宗年間，吐蕃攻陷安西四鎮，完全切斷了絲綢之路，直到武則天年間王孝杰收復安西四鎮，這條道路才重新打通。安史之亂以后，這條道路就再也沒有連通過。

    自此，海上貿易進入自己的繁榮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用擔心被敵人阻隔，沿途經過的國家和地區，沒有任何一個有實力和天朝對抗，尤其是那些桀驁不馴的游牧民族，再也無法威脅到天朝的貿易通道。而且，海上絲綢之路還有個特點，就是成本低，利潤高，民眾可以大量地參與，這樣就極大的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旺。

    安史之亂以后。天朝也開始積極鼓勵海上貿易。重點建設廣州，自從劉晏以后。廣州的財稅收入，就逐漸上升，最終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黃巢起義遍及全國，破壞非常嚴重，唐廷的收入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真正受到致命打擊的，乃是黃巢占領廣州以后，唐廷的財稅一下子去掉了十之六七，苦不堪言。

    從海上絲路地貿易范圍來看，唐朝時期海上絲路的范圍已經覆蓋東亞，東南亞，南亞以及東非。其范圍之廣，前所未有。唐代中期以后，中國擴大了與波斯灣之間的遠航，并開辟了通向東非的航線。到了唐朝中期，隨著大食定都于巴格達，中國通向波斯灣的航線出現了新的突破。高仙芝在中亞戰敗以后，唐廷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也積極的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唐順宗時期，當朝宰相、地理學家賈耽在他的《廣州通海夷道》中，詳細記錄了中國海船從廣州起航，穿過馬六甲海峽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線西行至波斯灣，最后抵達大食首都巴格達地航程。\\\\\\他還記錄了從波斯灣沿阿拉伯半島通向東非海岸，以三蘭(今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為終點地另一條東非航線。這些從前人寫的《酉陽雜俎》和杜環《經行記》中也可窺一斑。

    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及南亞地往來早已有之，至唐朝時期仍然往來不絕，且有加強的趨勢。唐朝時，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很多，從山東半島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帶的揚州、楚州，都有他們的足跡；日本前后數十次次派遣唐使來中國，最多時人數超過五百人，“名義上是朝貢，實質上是以貢品換取中國賞賜的絲綢為主要目的”，兩國的貿易交往已開始使用貨幣，足見其交往之甚。與此同時，同東南亞及南亞諸國的貿易，也因波斯灣航線的取道而興盛。

    從海上絲路的規模來看，單就貿易的數額來說，據推測也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數目。到唐朝后期，廣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從船運數量上來看，每年來廣州的船舶數量不定，少者有二三十艘，一般的有四十來艘，大歷五年770年到廣州貿易的大小蕃船，竟達四千余艘。如每艘裝載量為五十噸。則此年廣州外貿貨物的吞吐量即達二十余萬噸。在這個年代，這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隨著海上貿易的興盛，貿易商品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波斯商人從東非、東南亞運來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及動植物。交換中國地絲、瓷、紙、大黃等物品。唐代南詔通過交通線同緬甸交流的貨物有、繒帛、**、琉璃罌、琥珀、光珠、瑟瑟、海貝等。新羅與唐朝之間的貿易很興盛，從中國運往朝鮮的有各種金屬工藝品、絲織品、高級袍服、茶和書籍，由朝鮮使節贈送唐朝的有金、銀、人參、毛皮等。唐朝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主要是輸出絲綢、瓷器、銅鐵，輸入白銀。

    沈若依娓娓道來：“海船出了長江口向北，日本是最重要地停靠點。那里盛產白銀……”

    劉鼎頗有些半信半疑，自言自語的說道：“日本出產白銀？”

    沈若依說道：“是啊！日本出產白銀。你不知道嗎？”

    劉鼎搖搖頭，他還真地不知道。

    日本不是個資源貧瘠的國家嗎？居然還盛產白銀？

    事實上，有唐一代，日本和天朝貿易中，最重要的貨物就是白銀。當時的日本。的確愚昧落后，甚至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地國家，天朝對于日本的認識，也處于混沌狀態。白銀是他們唯一拿得出手的東西，也是天朝唯一能夠接受的東西，每次日本遣唐使踏上天朝的土地。攜帶的最多地就是白銀。

    當然，日本人也知道白銀是個好東西，就這樣送給天朝，他們也不舍得，于是偶爾間，他們也會提出一些反對意見。但是白江口大戰以后，日本人明白自己遠遠不是天朝的對手，日本也徹底淪為大唐的附屬國，對于大唐的政策不敢有絲毫的違背。其市場或許不能叫市場完全對唐朝開放，白銀也就源源不斷的流出。

    海上貿易商人之所以如此積極的開拓日本市場，實在是被白花花的銀子蒙住了眼睛，銀子畢竟要比銅錢更加的引人注目，天朝地商人們都趨之若鶩。由于登州、膠州、萊州等地瀕臨日本，中間的航線很短，天朝主要的海上貿易航線，都從這里出發。當時這里的對日貿易非常興旺，完全壟斷了這個行業，如果不是戰亂。\\\\\江南商人還分不上份呢。

    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各地節度使群起割據。相互攻訐，登州、膠州、萊州、海州等地的港口都受到破壞，部分的貿易額才漸漸的被江南搶走。其實江南地區和日本、新羅等地的貿易，還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不過也正因為新，所以吸引了很多商人。當時有傳言，日本遍地都是白銀，只要船只到了那里，就可以盡情地往回搬。陸琪玉家族訂購地海船，就是專門用來跑日本、新羅兩地的。

    劉鼎明白過來，若有所思地點點頭，自言自語的說道：“難怪。”

    敢情顧陸兩家爭的，不是兩艘船，而是兩個聚寶盆啊！

    沈若依繼續說道：“其實啊，傳言都是假的，日本航線雖然利潤豐厚，可是如果時機不對，說不定也會虧本的。日本時不時都會爆發戰亂，如果靠岸的時候剛好遇到戰亂，那就麻煩了。”

    事實上，除了戰亂之外，日本和新羅的民眾數量畢竟少，也貧窮，消費能力很低，不能滿足海上貿易的需要。對于貿易商人來說，日本經常陷入戰亂，是他們非常最苦惱的事情，這次遇到并建立貿易關系的日本人，沒準下次返回的時候，就已經變成鬼魂了，他所占據的地盤也都換了主人，一切又要重新來過。此外，還有些戰敗的日本人，架著小船在海上流浪，專門打劫來往的商船，對過往的商船也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日本的天皇呢？”劉鼎忽然問道。

    “什么天皇？”沈若依不解的說道。

    劉鼎皺眉說道：“就是他們日本國的皇帝啊！”

    沈若依很費勁的說道：“我知道日本國的皇帝，不過，好像他們的皇帝和我們的皇帝不同，不管事，不起作用。我以前聽父親說過，每次日本遣唐使到來的時候，我們都以為他們是日本皇帝派來的，可是最后才發現，原來不是，其實都是日本皇帝手下的人派來的，有的是有實力的大名，有的是權臣。至于日本皇帝叫什么名字。長什么樣子，天朝從來都是不知道地，以前據說有個日本皇帝叫做嵯峨，會寫天朝的文字，還會作詩，可惜天朝也沒有人見過他。”

    劉鼎神色古怪的說道：“原來是這樣的。”

    沈若依奇怪的說道：“有什么奇怪的嗎？”

    劉鼎地臉色逐漸的恢復正常。慢慢地說道：“不奇怪，你接著說。說南邊的。”

    沈若依好奇的看著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接著說下去。

    由于日本市場的不穩定，一早就有貿易商人將眼光瞄準了南邊，這就是南洋航線原來越受人歡迎的原因。現在所說地海上貿易。基本上都是指南洋航線，也就是從揚州、杭州、泉州、廣州等地出發，沿著南洋一直到波斯甚至是更遠的紅海地區，沿途所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很多，使得貿易的貨物種類也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唐朝的海上絲路造就了一批繁榮的城市。其中不乏像廣州這樣地國際大都市。登州，明州，安南，泉州等都因曾唐朝的海上絲路而興起，但是，其中最為有名的、影響也是最大的還要數廣州。廣州在隋時為南海郡，戶數不多，不能算是一個大郡，不過因為其所處地理位置優越。僅靠海上貿易已相當繁榮，到唐朝時，廣州的地位就急促上升。

    《隋書•地理志》曾載：“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并所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唐朝時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廣州得以繼續發展，逐步發展成為唐朝的第二大國際都市，作為唐朝的海外貿易的中心。“從廣州駛出和駛入港口的。有印度、波斯、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地船只，中國的船只也從這里駛往印度、阿拉伯等地”。《羊城古鈔》說。唐代有些年份，來廣州的舶商人員高達萬之多。唐人稱廣州為“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自唐朝以后，廣州成為南海對外貿易的樞紐，甚至在“安史之亂”時期都未受到影響。

    由于隋唐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當時世界上一些較有影響的國家無不與之有貿易關系。各國到唐的使節，均要貢獻本國物產，唐朝也會依禮回敬。同時為了表示天朝物產豐盛，唐朝通常還會給各國使節按級別進行賞賜。這實際上是以國際禮儀的形式進行官方貿易。與顯示國力的官方貿易相比，唐朝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其日益活躍地民間交易。例如，黑衣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節外，商業上地往來則不可勝數。廣州及東南沿海地區，有許多從海路上來的大食商人。他們成立特別地居留地，叫“蕃坊”，在當地影響很大。與此同時，中國商人也走出國界。

    遺憾的是，黃巢進入廣州以后，大開殺戒，只要看到異族，即刻處死，事后粗略統計，在廣州至少萬外國商人被殺。“從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國商人便在馬來亞的卡拉巴爾通商”。另據《阿拉伯通史》記載：“巴格達城的碼頭，有好幾英里長，那里停泊著幾百艘各式各樣的船只，有戰艦和游艇，有中國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場有從中國運來的瓷器、絲綢和麝香”，“城里有專賣中國貨的市場。”

    “廣州啊廣州……”劉鼎自言自語的說道。

    “廣州……”沈若依也滿懷遺憾。

    劉鼎的身份特殊，沈若依可不敢說得太多，她很快錯開了廣州這個敏感的話題。

    唐朝海上絲路的興起與繁榮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很強的時代背景的，各種各樣的因素，都注定了海上貿易的繁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陸上絲綢之路有著不可克服的缺陷，無法滿足東西貿易交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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