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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種生活態(tài)度開啟了后來中國特有的沙龍文化——“公宴”：金谷園的雅集，蘭亭的聚會……一群性味相投的朋友們聚在一起喝茶喝酒，俯仰天地，口談玄言，手揮五弦。中國的知識階層，真正用心地去享受生活無疑是從這個時代開始的。

    只是，他們沒有辦法永遠躲在西園里喝酒聊天，在他們的花園之外，是白骨連天、易子相食，是連年戰(zhàn)爭、饑荒造就的荒涼。他們因為這種荒涼而倍加珍惜生命，躲進詩與酒之中，但詩和酒無法永遠庇護他們。

    所以，有一天，應玚在一片歡樂的氛圍里有些格格不入，寫了一首很另類的《公宴詩》：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

    開館延群士，置酒于斯堂。

    辯論釋郁結，援筆興文章。

    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

    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應玚終于承認，當他們辯論、喝酒、寫文章的時候，是在釋放抑郁與哀傷。為什么哀傷呢？他們都少有才名，都出身高貴，都抱有匡正天下的崇高理想。但是最后，并沒有人聽他們的，他們甚至不能過多地談論政治得失。曹操可以放任他們長期集會，因為他們有一個安全的身份——“文人”。他們一旦再想往前踏一步，那么宴游將變成結黨，應玚，徐幹他們會成為又一個孔融、崔琰。

    只好喝酒。

    應玚出生在一個有名望的大家族，他的祖父是曾經做過司隸校尉的應奉，伯父是寫過《風俗通》的應劭。他自己和劉楨一起做過曹操的秘書，后來到曹植那里做過平原侯庶子，曹丕做了管候選官員的五官中郎將之后，他又去曹丕手下做了將軍府文學。看建安七子的集子，應玚的文章是最少的。有名的只有《公宴詩》和《弈勢》。在鄴下文人集團中間，論政治影響力和文才，吳質、楊修、丁廙都比他要豐滿。但曹丕似乎認為應玚有深沉的思想與著述的志向，是個睿智的人。曹丕于是在這篇《與吳質書》中說，“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應玚對于公宴的認識無疑是他們這一幫人中間最深刻的，所以他也最是半醉半醒。他那首最有名的《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說的正是這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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