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曹丕是個有點公子哥兒脾氣的主，偏偏何晏又總是處處與其爭風，于是曹丕常常白眼一翻，輕蔑地點點下巴，叫何晏“拖油瓶”，當了皇帝之后更是不想理睬他。好在，曹丕時代，所有曹氏兄弟都不得待見，何晏受的那點委屈也就不那么明顯。

    但到了曹丕的兒子曹叡手里，何晏更受到與輩分不相稱的狎辱：曹叡聽說何晏長得白，有人說是天生的，也有人說是他天天撲粉，人造的。于是曹叡就大熱天的請何晏喝胡辣湯吃饅頭，吃得何晏汗流浹背。何晏擦汗的時候曹叡使勁盯著他的臉，一眨不眨。可是，何晏從容地擦汗，臉色慢慢透出皎皎如月的胭脂色來。

    雖然年紀差得不大，但是曹叡明目張膽調戲的可是他叔叔。明珠玉石在廟堂之上是國之寶器，但在風月場里也只是“血色羅裙翻酒污”的道具。因而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處境尷尬的才華和美貌有時候比平庸更容易惹來侮辱。

    雖然偶爾調戲一下長輩，但是總的來說，曹叡心腸不壞：他給了何晏一個駙馬都尉的閑缺（何晏娶曹林的妹妹金鄉公主為妻），主要工作只是做詩詞歌賦贊揚太平盛世。何晏雖然不能夠在這個位置上發揮才華，但本職工作做得還不錯。他在這時期寫的《景福殿賦》流傳至今。

    可究竟是不甘心。二十出頭，血氣方剛，對于有才華的人來說，全世界都可以踩在腳底下。何況兩代君王的作為耳濡目染，魏明帝時代國家又動輒地震、日食，不太平，何晏無法抑制他經世救民出人頭地的愿望。再加上曹叡基本沿用他爹的那套人馬，對于何晏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執政者的保守老化無疑是政治改革最大的由頭。

    可是他手上沒權啊。一個靠裙帶關系得來的關內侯根本不管用，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跟銳意改革的小青年們一拍即合，日日集會，天天吐槽朝廷上那幫揮舞著禮法大棒的當權派們。年輕人總是習慣對他們的上一代嗤之以鼻，不管上一代曾經多么新潮過，在這一代人的眼里，他們都是老頑固。這幫青年有夏侯玄、荀粲、鄧飏，都是文化人，都是吸收了崇尚自然、行止自由的新思潮的年輕人。他們從時政說到人才，討論選拔人才的標準，話里話外不點名地指摘當朝大佬們缺乏“資質”。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漢末清流讓政府頭疼的“民間政治團體”又復蘇了。文化人太自由的時代就這樣，想法多又有蠱惑性，議論的主題總不離當下的政府不夠好。無奈，不鎮壓就得到處滅火，曹叡頗有法家的鐵腕，以“浮華交會”的名義，把這幫人通通趕出朝廷去，閑差也沒得做了。

    好不容易燃起的政治熱情被曹叡滅煙頭一樣掐個干凈，何晏不是不郁悶。人都是政治的動物，況且東漢末年的影響和少年時代的耳濡目染讓他有一種錯覺：治國平天下是他的分內事，曹丕、曹叡能做的，他能做得更好，無奈命運多舛，懷才不遇。他需要一種發泄的辦法，剛巧曹家收藏了好些神仙方術，于是無所事事的他埋頭研究出一貼讓自在靈魂脫離肉體桎梏的藥方——這就是后來文藝青年們最愛的古代***——五石散。

    何晏的運氣不差，只熬了六年，曹叡也死了。司馬懿把遺詔的四個輔政大臣做了一個“精英淘汰”的安排，把有能力的曹宇、曹肇都給趕了出去，只留下一個最好對付的曹爽，然后看這個傻乎乎的改革派嘚瑟，等著抓他紕漏。

    作為浮華案里同甘共苦的老哥們兒，曹爽也果然夠義氣，讓何晏去掌管實權職位：組織部長，吏部尚書。

    卻是他最不該在的位置。

    何晏這個人，愛出頭又太較真，完全不適合混官場。組織部長這個位置偏偏是官場里的潤滑油，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誰都是親兄弟，一轉頭誰都不認得。但是人往往缺乏自知之明，人生就一次，合適與否，不試過怎么知道？何晏大概抱著這樣僥幸的心態，想在這個位置上開始一場醞釀了很久的“正始改制”。

    改革一向是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事情，打破現時的平衡，總有人的利益受損，有的明著跟你跳腳，有的暗著玩陰謀，連商鞅那樣的鐵腕都被車裂。因而古往今來，銳意改革者，無論成功與否，都沒有好下場。

    何晏太想解決漢末以來有能力的人卻在野不在朝的問題，卻不知道這個問題本就解決不了。在朝的人不一定最有能力，卻是在合適的時機出現的合適人選。民間臧否政治的原因不在于選官系統出錯，而在于不能達到最優。但是，政治是平衡的產物，和稀泥或者有才者不在其位是必然。可是何晏不行，他的高傲決定了他對于最優的癡迷。正始改制，收縮州郡中正的選拔權力，擴大吏部的選舉權，目的是在地方上避開司馬懿的影響控制更多的人才。他們改革了行政機構，把州、郡、縣三級行政機構簡化為州、縣兩級。一來是裁掉冗員，二來也是擴大中央對地方的影響力。

    但是這個改革在魏國內部矛盾重重。本來岌岌可危的派系平衡在曹爽陸續安插己方人手的動作中陸續被破壞，本來應該壓陣的老臣司馬懿離休回家，擺出一副不管不顧、等著看好戲的樣子。于是惡評濁浪滔天，首當其沖的，是新任吏部尚書何晏。

    這個位置在此時是老派尚禮法的名士和新興的尚自然的名士斗爭的最前沿：曹爽把原來的組織部長盧毓調開，硬生生地插進了何晏，但何晏無法服眾。

    有名氣是不錯的，但是口談玄言的新銳們上臺之后卻并沒有新銳的政策：對于何晏來說，個人生活可以嗑***，家門大開，對貴公子與叫花子都一視同仁。但是治理這個社會，何晏顯然缺乏想象力。他想到的還是儒家的那一套統治禮法，儒家在這里真正成了何晏的大棒。個人生活和施政措施的矛盾讓他看起來就是一個信口雌黃、言行不一的人。何晏也沒有辦法：他是一個學問家，儒家、道家都精通，但是他的學問沒有形而上的原則，具體表現在他不知道怎樣把他信仰的道的觀念，體現在日常的倫理名教中，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他沒有找到一條宇宙原則指導可見世界的下降之路。他想要一個好的社會，他能想到的好的社會規則似乎只有臣忠帝仁，但這個原則推而廣之必然是家庭生活的父慈子孝，和個人生活的正心、誠意、修身、節欲。但是他又不想在個人生活中違心，他從心底鄙視漢末那種制造仁孝假貨的行為，他的個人生活是自然、隨心，甚至有些放蕩不拘小節的。這讓他看上去更像個虛偽的人。

    這個何晏解決不了的痛苦問題，是從建安名士起大家都沒弄清楚的難題，所以從最后一個漢末清流孔融消失之后，建安名士把仁義理想變成了文學：當實踐理想的愿望屈服于生存本性的時候，它只能以一種痛苦的形式留在木櫝竹簡上；所以曹丕、曹叡都高舉仁義大旗，卻把嚴刑峻法那套玩得滴溜轉。可是，自己都不相信的信仰，怎么能叫別人相信？當然，你可以認為“好老莊，尚自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專利，下層百姓還是要以“仁義”來統治，但這是說不出口的理由。舊的不合人性的禮法要垮臺了，但是新的卻還不能自圓其說。解決這個問題，要等天才王弼。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