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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芯出現以前，芯片代工領域的玩家只有三家，臺積電、英特爾和三星，因為英特爾和三星都有面向個人消費者的產品，因此這三家企業中只有臺積電的客戶完全來自于外部企業。

    之前我們的從業人士們并不認為這有什么問題，因為芯片代工和芯片設計的高度專業性，IDM受限于風險和經營成本而無法和Foundry模式競爭。

    IDM模式的風險有你同時需要做芯片設計和制造，一旦銷售不如預期，就面臨高昂的損失，然后你需要同時養活兩類人才，這也是成本。

    而Foundry的模式只需要你做好芯片設計，成本降低的同時，還可以根據銷售預期調整生產策略，生產端的成本由代工廠承擔。

    在90年代開始到千禧年期間，臺積電的Foundry模式因為成本低而受到業界歡迎，業界逐漸認為這種模式將會是芯片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

    以至于行業巨頭英特爾非關鍵的晶圓都交給臺積電代工，自己只負責核心晶圓的生產。而新芯又再度把業界的目光拉回IDM模式，IDM是要承擔更多的風險，同樣一旦你的產品能夠銷售出去，你的利潤也會增加不少。

    這種觀念的轉變，導致像英特爾、三星這樣IDM模式的工廠選擇把晶圓制造交給自己的工廠，而中小芯片設計企業則更加愿意跟單位成本低的新芯合作，臺積電的市場份額在不斷被蠶食。

    臺積電不僅僅在營收端面臨來自新芯強有力的競爭，在人才吸引度上也一年不如一年。之前臺積電能夠吸引來自華國半導體的高級人才，而現在他們的第一目標是新芯，其次才是臺積電.”

    這篇博客屬于比較深入的分析了臺積電所面臨的問題，新芯給彎彎地區的芯片產業打擊是全方位的。

    原本臺積電兩條腿走路，英特爾和蘋果，現在英特爾被新芯挖墻腳了，臺積電的訂單很大一部分要么英特爾自己做，要么給新芯做。蘋果就更不用說了，和臺積電沒有關系了。

    臺積電幾乎不可能再借著移動互聯網的東風在芯片代工領域一騎絕塵。

    而博客最后提到的問題，臺積電對人才的吸引力下降才是至關重要的。

    在張忠謀退休，劉德音接過臺積電CEO之后，他們仗著在芯片代工領域的強勢地位，能夠虹吸整個亞洲除霓虹、高麗以外的人才。

    像張曉強，清華畢業，燕京的清華不是新竹的那個，杜克大學電氣工程系的博士，從英特爾出來后加入臺積電一路當到了技術部副總，在金平中退休之后，張曉強接過業務部負責人的職位。

    還有黃漢森，港大本科，理海大學博士，斯坦福電機系的教授，在2013年的時候制造出來世界上第一臺由納米碳管組裝的電腦而登上自然雜志封面，加入臺積電后同樣是技術部副總。

    新芯崛起后，像張曉強和黃漢森這類人才，會首先被新芯吸引，而不是臺積電。

    “在大選的時候，我們喜歡用黃金交叉來形容原本落后候選人的支持率反超了領先者，并且這種反超實現后差距會越來越大。

    最近隨著新芯收購ASPLA的完成，島內大量芯片行業的從業人士以及財經媒體們用這個詞來形容新芯和臺積電之間，黃金交叉點位已經到來了，劉總您對此怎么看？”

    為了穩定軍心，劉德音親自出來為臺積電站臺，參加中天的一檔商業訪談類節目。

    說來也有趣，劉德音未來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的時候表示對wutong看法，島內媒體的標題是：“劉德音稱若wutong發生，世界秩序將崩壞。”

    大陸媒體的標題則是：“臺積電董事長親自駁斥硅盾護臺的說法”。

    至于具體紐約時報采訪是什么，劉德音的真實觀點是什么，媒體并不想讓你知道。

    說白了劉德音就是老藍男的觀點，保持現狀別耽誤臺積電賺錢最好。

    現在有新芯全方位給他壓力，讓臺積電無法招架，金融危機讓臺積電現在這個時間點要想融資非常難，需要承擔巨大的資金成本。

    “我不太認可黃金交叉的這個說法，因為我們和新芯之間并不是零和博弈，我們之間同時有競爭也有合作。

    晶圓代工的市場很大，不是一家廠商能夠做完的，它能夠同時容納我們、新芯、英特爾、德州儀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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