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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個州的選民開始投票，一旦某個人獲得勝利，那么這個州的選舉人票就全部加在勝利的一方，最后選舉人票最多的就是贏家。

    這就存在一個問題，比如一個人在某個州以微弱劣勢失敗，選舉人票被對方贏得，到在另外一個州大幅度領先對方獲勝，看似他們打平了，但實際上兩人的選民票相差很大，同樣，最后一個失敗者也是存在選民票多過勝利者的可能，當這種情況發生會怎么辦？

    理論上應該是誰的選民票多誰就獲勝，畢竟美國人標榜民主嘛，但失敗者的選舉人票少，兩者出現了沖突，失敗者不服，勝利者也不服，美國的法律還不是條例形式，歷史搶也沒出現過這種情況怎么辦？此時就要交給大法官解決了。

    可以說此時美國總統的選擇就落在了七個法官的手里，他們說是張三就是張三，說是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你不服都不行，因為法律規定此時就得聽七個大法官的。

    這就是所謂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平時沒什么用，但到了關鍵時刻這個機構的作用就顯現出來，足以凌駕于政府之上，后來港島實行的也是類似的制度，明明這件事他們不對，但那些法官就說他對，你不服都不行。

    劉瑯不是反對這種制度，畢竟港島采用的是西方法律，兩制就顯現在這上面，但作為一個地區的司法機構必須要由港島人來擔任，可事實上恰恰相反。

    港島的司法界長期被非港島籍法官所掌控，這些自由派法官大多都有外國國籍。

    在前世劉瑯看過相關的消息，二零一六年新一屆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十七位大法官中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其余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

    港島的司法界一直都是被外國人控制的，原因和英國殖民時期的歷史有關，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直到劉瑯重生時都沒能得到解決。

    所以港島的司法裁決，都受制于外國人價值理念，早在二零一四年，港島的占領中環事件中，就發生了頗受爭議的“七警察事件”。

    其實事實層面是沒有爭議的，港島分裂頭目在這些事件中向十一名警務人員潑糞水和尿液挑釁，之后拒捕。

    警察在受到襲擊和侮辱后，發生了毆打曾健超行為并被拍到，曾健超傷無大礙但拒絕拍照記錄傷情，但司法判決的結果卻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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