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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的府兵制，已經走到盡頭，與朝廷現在的經濟狀況也是不開的。

    大明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宗室和文官的手中，在大明這些擁有大量土地的人，是不用納稅的，一些普通的農戶，為了避稅，往往將土地掛靠在讀書人的名下，加上東林黨一再阻撓朝廷征收商稅，使戶部的收入銳減。但朝廷的支出卻在增加，光遼東的軍費，就已經超過五百萬輛，擠占戶部的絕大部分開支。

    現在朝廷根本沒有銀子支付府兵的軍費，沒有軍費，府兵就不能從事訓練，就沒有戰斗力。

    大明北方的九邊重鎮需要有戰斗力的軍隊對付建奴、蒙古的騎兵，軍費都撥到邊鎮，特別是遼東。沒有戰斗力的府兵當然得不到軍費，這已經是一個死結。

    自從“土木堡”之變后，內閣和兵部都意識到，打仗，府兵是靠不住的，于是開始從全國募兵，開創了大明的募兵制。

    這些募集來的士兵，士兵被稱為戰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軍”，而府兵被稱為“兵”，軍和兵的區別，不僅在字面上，他們的待遇也不一樣，“軍”是能領到更多的軍餉，雖然這軍餉也不是足額的。有了軍餉，士兵們就可以脫離生產，專門從事訓練，因此“軍”的戰斗力與“兵”相比，還是有所提高的，現在大明有戰斗力的軍隊，都是“軍”，比如遼東、京師以及北方其他軍鎮的士兵，都是“軍”，也就是戰兵。

    募兵制的出現，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但府兵的弊病卻沒有革除，現在全國有超過一百萬的府兵存在，他們沒有軍餉、沒有收入、沒有訓練，說他們是農民的話，他們基本沒有土地，也沒有人生自由，必須生活在軍籍指定的地方，不管日子過得多么貧困；說他們是軍人，也不是，他們沒有軍費，也不會參加任何的軍事訓練，根本沒有任何的戰斗力，山東十幾萬府兵，在兩千倭寇面前望風而逃，就可見一斑。不僅山東，全國的府兵都差不多。

    朝廷雖然因為北方的軍事壓力，不得已在全國募兵，但府兵卻沒有解決，實際上，朝廷中誰也不會關心他們，在文官的眼中，他們是賤民，根本不值得考慮；在武將眼中，這些士兵沒有戰斗力，只會要軍餉，給軍隊抹黑，他們不屑于為府兵考慮出路。

    在朱由檢看來，眼下朝廷經濟困難，無力向他們支付足額的軍餉，朝廷也不指望他們打仗，但出路總是要給的，哪怕就像后世的下崗工人，國家無力將他們養起來，但可以給出政策，讓他們自謀出路，也是好的，不至于讓這些本來應該保衛大明的安全的人，反而成為社會上的歲時可能爆發的炸彈。

    但朱由檢現在僅僅是奮武營的指揮同知，信王的頭銜只是虛銜，沒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要想改變這幾百年來留下的毒瘤，根本不可能。

    “原來殿下已經知道……”李元不是武將，不好對軍務指責過多，只好順勢推到朱由檢身上。

    朱由檢是信王，皇帝的親弟弟，如果他要整頓軍務，那是皇家的事，有皇家作后盾。自己只是七品知縣，在大明朝廷，根本不入流，如果自己干涉軍務過多，觸犯某些人的利益，死了都不知道對手是誰，那些敢吃空餉的人，可是吃人不吐骨頭的主。

    朱由檢也知道李元的品級太低，根本沒有能力撼動大明的府兵制度，他不想為難李元，便和秦永年告辭回營。

    “殿下，天色還早，去我營房坐坐吧！”年輕的朱由檢指揮奮武營，游刃有余，秦永年早就有一肚子話要問朱由檢了，在奮武營，朱由檢是他的下屬，加上平時朱由檢也不是難相與的人，所以秦永年對朱由檢也沒什么特殊的禮節，就像普通的上下級關系。

    “我正好沒有早睡的習慣。”朱由檢也有話要對秦永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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