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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我哭了，把手電筒從懷里掏了出來，“我還給你，還給你不行嗎？”

    他走近了我，扠開兩腿，伸開胳膊，擺出副角力的姿態：“你這么小，為什么學干下流事？”

    “我，我沒有錢，媽媽病了，來信叫我寄錢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來，扠腰站在我對面。“你們家沒別人掙錢嗎？買藥靠你這個小東西？”

    “我沒有爸爸了，家里還有三個弟弟妹妹，靠媽媽給人洗衣補衣生活，媽媽一病沒人掙錢了！”

    他沉默了一會，把腿收攏了，稍息站著，指指那個電筒。

    “這個你能賣多少錢？”

    “把頭也許給三角，也許給五角，由他給。”

    “這夠買藥的嗎？”

    “我不敢偷值錢的東西。這個也不是偷的，我見它放在窗臺上，隨手拿的！”

    “嗯！”他找一塊高地方坐下了，用手撓著頭，想了一陣，擺擺手說：“你坐下！”

    我規規矩矩的在他對面坐了下來。等著他教訓我。

    他把屁股后邊的新毛巾拽了下來，想了想，又從上衣兜里掏出兩塊錢，用毛巾包好送到我腿上，隨手拿起那個電筒：“這是公家的，不能給你，這毛巾和錢是我自己的，送給你吧。以后不要偷了，被人抓住要挨打，而且那是下流事……”

    “不，先生，我偷了你的東西還給你，你不打我，我很感激了，我不要你的錢。”

    “你？”他抓住我的手，看著我，眼里卻流下淚來了。

    “小孩！”他擦了一下淚說，“我也沒有父親，媽媽把我給了伯父。后來伯母自己有了小孩，把我趕出來了。我是一個人在安東半工半讀學的技術。我也沒有錢，錢寄給媽媽了，不然我還會多給你一點。我們作朋友吧！”

    我驚奇的看著他，連感謝的話都忘了說。原來日本人也是人，也有媽媽，也會痛苦，也會同情別人。我以前是把他們看作只會打人、罵人，沒命的喝酒撒瘋，也沒命的干活的獸類的！我間他剛才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想怎么處置我？他說想把我拉到沒人地方，審問我是不是偷了電筒，誰知還沒問，我自己就掏出來了。我說，在哪里不能問我？干嗎要到沒人的地方？他說他丟電筒這事不敢叫工長知道，工長知道了也要揍他的。這又是一個意外，原來日本人也會揍日本人，而且他們也怕挨揍。

    這以后我再和他見面，總是笑著互相點個頭，互相說句“噢哈友斯”，并按習慣把“斯”字拉的很長，但并沒成為朋友。不同民族，不同身分，又不在一起干活，年齡也相差一大塊，怎么交朋友？——十二歲和十八歲之間的差距和四十二與四十八歲之間的差距是不一樣的。后者相差年齡的十分之一，不算什么。前者相差是年齡的三分之一，完全是兩個人生階段呢！

    過了幾個月，到了秋天。人們發現日本人運來的潤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著弄了來炸窩頭吃。這晚上我們窩棚里有人也弄來一瓶，派了一個人放哨，大家擠在窩棚里炸窩頭，我管燒火。正說笑得熱鬧，放哨的在外邊吹了聲口哨，通知有日本人來了。人們站起來就跑，有的臨跑還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窩頭片往嘴里塞。我壓上火站起來時，人已經跑光了。等我從窩棚門鉆出去，這個小日本人手里提個包袱正站在不遠處對著窩棚觀望。他沖我招招手說：“來！”

    我仍然有點緊張，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點羞愧了。可是他并不問油的事，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朋友，我向你告別。”

    “你要上哪兒去？”

    “我應召了！”他挺了挺胸說，“明天就入營，也許我們不能再見面了，這些東西我用不著了。送給你吧。”

    他把包袱交給了我。我連謝字也沒有說，因為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攪動。不是惜別，也不是為他前途擔憂，那時我還小，不大體會到這種感情。只是覺得可憐他，由可憐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過來，由于自己的悲苦，也可憐他的處境。這種心情當晚使我許久不能合眼。第二天，聽到工廠門口軍樂聲，喊“萬歲”聲，知道日本人在送他們入營，同伴們幸災樂禍地說：“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槍子兒去了！”我不僅沒有象慣常那樣附和著咒罵，心里還攪動著說不出的酸楚。

    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幾件舊衣服，一雙新水襪子，還有一支電筒——不是那一支，是新買的一支。所有的東西上都寫著或刻著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襪子我勉強能穿，別的我用不上的東西，后來分贈給別人有的賣了，剩下一個電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來粗疏，又年幼，生活變動頻繁，終于不知什么時候連電筒也不見了，唯一沒有丟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軍里當通訊員，戰斗在沂蒙山區。有一天，我們休息，我和一個戰友去四五里外的鎮上趕集，路過一個山坳時，看到村頭停了四五輛十**卡車，上邊用樹枝偽裝著。那時十輪卡車是稀罕物，何況是我們自己的，門上涂了紅五星的。我們兩個一輛一輛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連好久。卡車底下多半都睡著司機和助手。也有幾個人坐在樹下打撲克，補衣服。他們也穿軍裝，可軍風紀很不講究，敞著懷的，歪戴帽的，什么洋相都有。只有一個人，領扣扣的挺嚴，綁腿打的規矩，悶聲不響精神貫注在修一只破排球。我們兩個看車也看人，把這些人當稀罕看。看了一陣，我們發現修排球的人也盯著我們看了。我的伙伴說：“這興許是個首長，咱快走吧，別等著挨擼！”我倆急忙逃開了。

    中午趕集回來，汽車仍在那兒停著。除去一個站崗的，別的人都不在。我倆又放心大膽的看汽車。一會工夫，不知從那輛車上跳出一個人來，年紀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樣的嘴上叼根煙卷，問我說：“你認識個陳三同志嗎？”

    我被他那副派頭鎮住了。連忙搖頭。

    他用了個我熟悉的姿勢招招手說：“來！”

    他領我往村里走，我的伙伴見來勢突兀，不聲不響的溜了。那汽車兵大概怕我也溜掉，就抓住我一只手，領我拐進一條巷子。先聽到年輕人嘻嘻哈哈的笑鬧聲，再走進一個墻豁口，就看見一群光膀子穿短褲衩的人，在圍觀一個人爬在地上用頭拱球。那人用頭拱一下，球滾出去十來步，他追上去再用頭拱，每拱一下，場上就爆炸似的響起一片笑聲。

    領我的小戰士喊：“老陳同志。”

    “別咋呼！”一個戰士說，“他打球輸了，正挨罰呢！”

    這時那人拱著球已繞場快一圈了，有幾個人喊：“行了，行了！算通過了！”也有人喊：“不行，說的三圈，少一圈也不行！”拱球的人坐在地上，抬起半個身子，滿臉通紅的笑著說：“不行，非拱完不算。你們輸了也別想耍滑！”說完他又一本正經的拱起來。

    人們又笑。我也加入到這個歡樂的旋渦中來了。那球終于滾滿三圈。拱球的人搖搖晃晃的站起來，高舉兩臂喊道：“噢！完成了！”那樣子好像不是挨完罰，倒象得了拱球冠軍。人們給他送去了茶缸和毛巾。領我來的小戰士趁機過去對他說了什么，他擦著汗朝我這望了望，急忙跑了過來說：“真是你！剛才你看汽車時我看很象你，我叫助手在車上等你回來，沒想真是：忘了我了嗎？城山信一郎！”

    我一下抱住了他，抱住了我還懷疑這人是不是那個城山信一郎，他個子高了，嘴上長了短短的胡子，滿口山東話，穿著一身和我一樣的軍衣軍鞋，連一點日本人的氣味都沒有了。

    我說：“你叫我們中國人同化了。”

    他說：“沒有。同志們開玩笑還叫我日本太君！”

    他的助手說：“唉，你沒看他干活時候那股犟勁，還象個鬼子兵！”

    他從墻根石碾上抓起軍裝，迅速的穿好，打上綁腿，系上皮帶，請我到他住處去。路上我問他：“你入伍當兵，怎么到了這里？”

    他詳細地把怎樣被俘，怎樣參加了解放軍的汽車隊來到了山東的經過告訴了我。他現在除去開車，還兼技術教員。

    我說：“看來，你短期內不回國了？”

    他說，今年有一批在解放區服務的僑民回去，組織上征求他的意見，他拒絕了，因為從參加工作，他就交代了自己的歷史，共產黨并沒把他看作敵人，甚至也不把他當作俘虜。平等友好相待，反使他反省起自己罪責來。他是知恩必報的。他愿一直服務到全國解放再回國，這一生總算作了件有價值的事情。

    他和助手兩人住在臨街的一家民房里。汽車隊不用背著背包行軍。他又有技術津貼，組織上分到戰利品也會照顧他這個國際戰友，所以那天我吃了頓比過年還豐盛的午飯：美國罐頭，花旗桔子汁，燉了一只雞，還有他們車隊帶來的熟牛肉。我頭一次見到劃根火就能把罐頭底點燃燒湯的美國軍用罐頭。那盒里除去餅干、果醬、牛排，還掏出來兩支香煙一包湯料。除去我們三人，城山又招呼來了隊長和指導員，后來又拉上了房東老大爺，來了次熱熱鬧鬧的真正的會餐。

    吃飯時，為了增加點歡樂氣氛，我說起在輕金屬廠認識城山的歷史。誰知剛提個頭，城山臉紅著把我打斷了，連說：“別提那個，再說你要把我這點歡喜心情破壞了！”臨走時，他送我出村，我問他：“你為什么不讓我講咱們過去的友誼？這并沒什么不好嘛，你那時對我的態度就和別的日本人不同。”

    “沒什么不同！也許更可恥些。侵略者還是明明白白露出侵略的本相好，不該用偽善來騙人！”

    我奇怪的說：“你那時是偽善的嗎？你只是個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為什么不在日本干活要到中國來？因為中國工資高。一樣的技術日本工人比中國工人多拿幾倍錢！這錢是從中國工人手里搶來的！再說干的什么活呢？不是為帝國主義者掠奪中國的資源嗎？我不認為只有日本軍人的手上才沾了中國人的血。我這樣的人手上也不干凈。可我還同情你，勸你不要偷東西，我有什么資格這么想？這么作？你說起那些事來我難過！這兩年我學習不少東西，開始學著作好人了，別再提過去的事，叫我看不起自己。”

    對這次見面，我和同志們議論了好幾天。第一次看到一個外國人思想轉變，所以很興奮。本來是約好互相通信的。但我因為忙，一直沒給他寫，也沒接到過他的信。不知是他也沒寫，還是寫了我沒有收到。時間一長，我以為他會回國的，也就不寫了。

    我從汽車修配廠出來，又走了一兩個地方，在外邊吃過飯剛回招待所，城山便來敲門了。他叫我上他那屋去談，說喝水方便。我以為他夫人會招待我們一下。過去一看，茶、煙雖擺好了，她卻不在。我問：“夫人呢？”他說：“趕廟會去買東西了。她走了倒好，免得我們說話她瞎打岔。”

    我開宗明義就問他：“上午在廠里，為什么我用日語跟他打招呼他那么不安，而且說聽不懂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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