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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她相識，很不情愿。是在戰戰兢兢、猶猶疑疑、不愉快甚至沮喪的心情下見的面。想想看，清理階級隊伍的旋風還在盤旋，我被打成了“**文人，文藝黑線骨干分子”，“帽子拿在群眾手中”，正在“以觀后效”的時候，突然通知我：一個日本學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見我。

    我說：“我從來不認識什么喜多村秀美，不見她！”

    專政組長叫章德正，習慣性地把個舌頭從嘴角舔出來，斜著眼看我說：“你隱瞞了海外關系，現在暴露了，想不認這壺酒錢嗎？拿我們當‘老憨’嗎？不行！必須見。為了對你負責，我陪你去。記住，就說我是你的朋友！”

    在賓館會客室里，我見到一個身材苗條，穿玫瑰色裙，潔白上衣的姑娘。臉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來就仿佛全身都閃出了光彩，把周圍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帶山東口音的漢語說：“爸爸叫我務必來看看您。他說我可以稱呼你哥哥！”

    “您父親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對不起！我不記得在哪里見過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書本內夾著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遞給我。章組長立即伸長脖子湊近來看。布面上用毛筆寫著我的名字，還有“O型”兩個字，墨色已經淡了。

    我壓制住激動。面對秀美、而實際卻是說給章組長聽的：

    “如果沒記錯，這是我當華工時佩帶的血型符號。可是請原諒，我仍想不起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么關系？”

    “您和他在巖國一個小食堂見過面。在場的還有孫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襯衫，你換襯衫時把這個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記得像是有過這么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時我還沒出生。爸爸和媽媽是在那以后才結婚的。”

    模糊的記憶開始清楚了一點。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問她爸爸身體情況怎樣？她說她爸爸中風了，半身不遂，終日躺在床上，媽媽很健康。

    “你在上大學嗎？”

    “學法文，也學英文，還自學了中文。本來想考語言學位的，現在不想了。”

    “為什么？”

    “我想革命。”

    “于革命就不需要學問嗎？”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著我的后脖梗，這時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國來是取革命經的。你倒向人家販賣資產階級的知識至上論。什么學問？世界上只有一門學問，那就是階級斗爭！”又對秀美說：“我看你只要學會中文，能讀‘紅寶書’，就夠用一輩子的了！姑娘，我贊成你一心鬧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無畏的徹底革命精神，要用我們的雙手把舊世界打個稀巴爛！要決心打出世界一片紅！”

    我本以為這些話會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沒料到她竟十分贊賞，點著頭連連稱是。她說她早就不滿意日本那個腐朽的社會了。人們一心追求物質享受，從而成了物質的奴隸。青年人給毀了，不是不顧一切地學習謀生手段，就是看破紅塵、醉心于燈紅酒綠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負、人類的理想都在物質世界面前褪了色。一些讀過革命文藝書籍的青年，不滿意這個狀況，立志改造日本的社會，要恢復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滅罪惡的剝削制度，可就是不知道從哪里入手。各種政黨提出的各種政綱，她認為都是荒謬的，不是欺騙就是吃語……

    “很簡單！”章組長把手一揮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槍桿子底下出政權！方向路線問題，毛**早就制定好了，就看你們干不干！當然我們只能幫忙、不能代替，因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嘛。”

    我疑心對一個日本青年說這些話是否得體，但又無權阻止他。只好說：“章組長說的是中國的道理，日本的事怎么辦，當然只有你們才最懂得……”

    章組長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話給堵住了：

    “毛**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這時秀美的幾個同伴也到會客室來了。從她們的神色和笑聲中，我看出她們都是贊同章組長的宏論的。她們叫秀美當翻譯，熱烈地和章組長交談起來。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后來，她們又請他簽名。他答應領她們去某個紅衛兵司令部參觀訪問。只是在我告辭的時候，秀美才急忙回到臥室取了一個包袱來給我，說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廣播中聽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懷疑是不是我，后又擔心我的安全怎么樣，所以要她打聽一下我的地址，務必來看我。

    “看見你安全，我們放心了，希望你繼續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問我：“章先生說的話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論家吧？對我們很有教益。”我說：“話都是書本上印著的。不會不對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況，你要自己考慮。”章組長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懷疑這兩句日文的內容。

    “我告訴她，你講的全是書上印著的。不會錯！”

    秀美笑著點點頭，章組長這才不無懷疑地和我一同告辭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組長“交公”了。他打開來看，見是一只脫胎漆的花瓶和一張名片，便鼻子里哼著說：“不送一些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資產階級的虛偽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沒給我。但我看了一眼，地點是巖國的一個什么地方。

    這天晚上，章組長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審查。并召開了第一次復審批斗會。

    批斗會一開始，先由章組長介紹我在外國人面前散布“資產階級知識至上論”和他打退妖風、宣傳毛**革命路線，并取得徹底勝利的經過。隨后就要我老實交代隱瞞了的重大海外關系，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么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個小城鎮作童工。我推著車去醫院給住院的工友送飯。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葉堂飯鋪的門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戰敗的前夕，飯鋪里除了豆腐渣已沒什么東西可賣，上班時間，又下著雨，客人是極少的。可是一個侍者卻過來攆我。我說：“我避避雨就走，這有什么妨礙呢？”他就用日本人專罵中國人的下流話罵我。我和他吵了起來。這時從飯廳里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穿一身舊西裝，戴一頂戰斗帽，聽我們爭吵了幾句，就拿出一點小費，把侍者支走了。他輕聲問我：“你是中國人？”我說：“是的。怎么樣？”他沉吟了一下說；“如果你不介意，我請你吃杯酒好嗎？”我說：“我沒工夫，還要去醫院宋飯呢！”他說：“那回來時總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說：“回來時再龕吧！”我根本沒打算他會真請我。說完，看看雨小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推著車走了。送飯回來，還沒到落葉堂門口，那個攆我的侍者就迎了出來。滿面堆笑地說：“剛才沖撞了您，很對不起老板請您去坐一坐。他已經等候很久了。”說著搶過車把，把車推進飯鋪。

    飯廳里很冷清，只有一個朝鮮老太太在彎著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領我穿過飯廳和后院，來到三間日本式居室門前，報告說：“客人到了。”居室的門拉開，那個四十多歲的人和一個穿和服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就迎了出來，一邊說“請！請！”一邊把我讓進屋內。“榻榻米”上放了圓桌，擺了滿滿一盤炸魚、幾盤小菜，還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來我是滿不在乎的，這一下可害怕了。他們是什么人？他們為什么要請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藥怎么辦？會不會騙你喝醉了酒，然后讓你在他們的賣身契約上捺上手印啊？所有聽過的兇險故事一下全在腦子里記了起來。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歲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說：“請隨便！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問：“自己人是什么意思？”

    “中國人！”穿和服的老頭把嘴湊到我耳邊說：“我們倆也是中國人，想跟你打聽點家鄉的情況。”他用的是純粹山東半島的鄉音。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們一邊向我勸酒，一邊打聽中國的種種情形。問得詳細而凌亂：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面多少錢一斤？女人還裹腳嗎？八路軍到底是不是都會飛……我一一地述說著、解釋著。他們不斷發出一半中國話、一半日本腔的感嘆聲：“這樣子嘎？”“想不到吶！”“歐謀西婁枯哪！”

    輪到我問他們的來歷了。他們倆就結結巴巴、斷斷續續而又十分熱情地向我敘說：他們有只個伙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由山東去法國當勞工的。大戰結束，他們就失了業。回國呢，無房無地，逃不出一個餓字。聽說德國戰敗后很缺勞動力，二人就把得的紀念章、獎章賣了作路費，到了德國。到了那里才知道，招人的地方雖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蘇聯搞武裝干涉的雇傭軍。管他是軍是工，不是管飯嗎？管飯就去！他們就穿上軍裝到了蘇聯。和紅軍接了兩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個人就商量：“咱們是賣力來的，又不是賣命來的。冒這個險干啥？聽說紅軍對俘虜不錯，干脆投降算了。哪里不是混飯吃？”在法國他們就聽說過，紅軍是為工人階級打仗的。三人鉆出戰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紅軍那一邊。紅軍聽說是中國人，十分優待，沒讓他們進俘虜營，把他們直接編進西伯利亞兵團跟日本軍去作戰。可是不湊巧，西伯利亞兵團打了敗仗。一個伙伴受了傷，兩個伙伴抬著他。三個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虜，押送到日本四國島上去。戰爭結束后，要遣返戰俘。俄國人全送走了，因為他們不是俄國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來。這三人除了老孫念過幾年私塾，那兩人全不認字。想進工廠當工人也不夠格。幸虧三人前后當過四個國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個始終在伙房打下手，學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藝，就拿遣散費，擺個小攤賣起街頭西餐來。賣了幾年，多少攢下點錢，把飯攤搬進屋子，算是有個店面。有了錢，三個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廚師的那一位總覺著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個大使館當廚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孫，兩人覺得決不能再分開，就抱著團活下來。靠了省吃儉用，官面上打點得周到，買賣興旺了一陣，就在這個小城又開了個分號。平時老李在這坐鎮，隔三差五老孫也來瞧瞧，兩人都沒家口，在財產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謙我讓，過得相當和氣。眼下因為戰爭生意冷清了，只是對付著過日子。

    我問：“你們不想回國了嗎？”

    他倆互相看了看。老孫低下頭，擦了下眼說：“回去我們沒有飯碗。在這兒混吧！哪塊黃土不埋人呢？”

    盡管給病友送飯占用的是我休息的時間，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說到這兒我就匆匆告別了。但從此以后，一有機會我就到落葉堂來小坐一會兒。舊歷年，工廠放了兩天假，并準許外出兩小時，我又去了，恰好老孫也在，正在吃年酒。他們就留我吃酒。吃過幾杯后，老李親熱地對我說：“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我攀個大輩，叫你聲侄子，今天我對老侄說句體己話，要不合適你也別在意，我不知你家鄉還有老人沒有，也不知跟工廠訂的是活合同還是死契？如果家鄉還有老人，又訂的活合同就算作罷。如果沒有牽掛了，想在日本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從工廠贖出來。咱們合到一起過。你有個落腳處，我老了也有個依靠。也免得我兩眼一閉，掙下點家當全便宜了外國人。”

    我告訴他我家中還有一家人。工廠訂的是兩年合同。期滿送我回國。雖不能遵命，對他的厚意還是感激的。

    他們倆便用日語議論起來。我日語說不好，聽還是能聽懂大半。聽老孫勸老李說：“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個女人娶下吧！入贅就入贅，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業是正經大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我老孫大幾歲，指望你照顧我；你老李老了，誰照顧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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