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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倆議論一陣，又勸我一杯酒。老李從衣柜里拿出件新襯衣叫我換上，說是表一表鄉親之情。那時日本紡織品奇缺，三年的配給票加在一起才能買一件人造絲襯衣。這禮物是很貴重的。我高興得再三稱謝。是否就在這一陣忙亂中把血型符號掉了，已記不清楚。

    造反派聽了，很不滿意。他們說喜多村等三個人，明擺著是國際間諜。同時為德日兩個法西斯服務，很可能還和蘇聯的克格勃有關系！他們請你吃飯，是拉你入伙，你接受了這個邀請，頭一天就出賣了大量軍事、政治、經濟情報，連榛子面多少錢一斤都說了！那件襯衣，就是你出賣情報的報酬，你自己也說了，那是件貴重禮品。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會白送你貴重禮品？世界上有無緣無故的愛嗎？你應當交代你回國后還跟他們有什么聯系，拿白布條作聯絡記號是什么時候約定的？這一次喜多村秀美來找你是什么任務？

    這件事給我帶來的麻煩，沒興致細說它。奇怪的是章組長一邊要我承認是特務，一邊卻去陪秀美他們串連，而且連一起吃飯的發票都拿來向我“報銷”，說是替我招待了外賓。一個月后他給我送來一張照片：說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給我作紀念的。這張照片也實在妙，確有紀念價值：喜多村秀美穿著紅衛兵的假軍裝，戴著紅袖標，高舉紅寶書作“三忠于”的姿態，日本婦女那副溫良恭儉讓派頭，一個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確已是“不愛紅裝愛武裝”了。只是仔細審視，比純牌紅衛兵們眉宇間尚少幾分殺氣。更妙的是，她還在照片后面題了字：“兄長！祝你繼續革命不落伍。”我這里在交代怎樣向她出賣情報，她那里卻在表示要“三忠于”，已經有點牛唇不對馬嘴了，這“特務聯絡員”竟然鼓勵我繼續革命，豈不古怪？我問章組長這該怎洋認識？他得意地說：“你看看，經過我們造反派耐心的工作，連她都在毛**革命路線的感召下覺悟了，你還堅持反動立場嗎？徹底交代吧！想一想后果！”

    一晃就過去了好幾年。“狗打石頭人咬狗”的局面也并沒有維持多久。“***”垮臺了，比他們上臺所用的時間少得多。而在后期，章組長又忙于跟自己老婆離婚和追求一位香港來的打字員，對我放松了追問，這筆糊涂帳終于往“***”頭上一推了事。

    從牛棚出來之后，在待分配的閑暇中，翻看過時的“參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時小報上，登了一些外國紅衛兵武裝鬧革命的事。其中也有來自日本的消息。我雖不敢和外人議論，可心中頗有懷疑“槍桿子底下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套法寶。在地窄人密，通訊、交通很現代化的日本，當真也“放之四海而皆準”嗎？一看到秀美那張穿綠軍裝、舉紅寶書的照片，我就憂慮：她會不會貿然參加那些扔炸彈、劫飛機之類的事去？會不會碰到什么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歲的父親又怎么樣了？女兒會不會和他劃清界線、一刀兩斷，像我們中國許多家庭那樣演一出悲喜劇？

    我注意閱讀來自日本的每一行新聞。可是找不到有關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復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門打來電話，說一個日本來訪團體和翻譯要見我，問我見不見。我急不可待地問：“是喜多村秀美嗎？”

    “對！”

    “能馬上見她嗎？”

    “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時間。到時候我們派車來接你吧！”

    我答應了。可是這一天我心亂得什么也沒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兩年的情況。

    從恢復工作以來，為了把我這半殘的身體弄硬朗點，我堅持步行上班，起得相當早。早晨路靜人稀，常會看到大白天不易見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門打電話來的第二天，是個有霧的清晨。我上班時經過天安門前，走過金水橋旁，聽見有個女人的哭聲。無意間向哭聲起處望了一眼，發現坐在地上的竟是個穿墨綠色連衣裙，頭發蓬亂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錯路找不到賓館了？是不是錢包叫人偷走了？雖說忌諱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總還有一點中國公民的責任心，不能昧著良心假裝不懂日本話。我就走過去問了一聲：“您有什么要我幫忙的事嗎？”

    女人抬起頭，擦擦淚看了我一眼，隨即叫了聲：“兄長！”接著就拉著我的手大哭起來。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沒辦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見面總要把我放到個尷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個樣，這一次更蹊蹺，天剛亮，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外國女人拉著你的手哭……我簡直手足無措了，有點著急地問：“你怎么啦？說你明天才有時間見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這里哭，你瘋了？”

    “幻滅了。哭我自己，可憐我自己！”

    “說明白一點不行嗎？”

    “還用說嗎？”她指指東西長安街說：“紅海洋沒有了！語錄牌沒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紅衛兵隊伍沒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國人說這些話，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頂回去，更可能一個耳光打得她頭腦清醒些（我沒真打過人，可是在想象中打過人，而且把人打倒了。這種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從我挨章組長的第一個耳光時開始產生的）。

    我說：“原來我以為你是個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沒想到竟這么輕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輕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簡單。”這一句帶責備的話，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來問我：“這是你說的嗎？我是稱呼你兄長的！”

    “我就是以兄長的身份來指責你的！”見她沒有說話，我又問：“你在中國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個城市，總共二十天。”

    “你在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轉到普通中國老百姓身上去：工人，農民，老干部，知識分子，看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和你上次來時有什么變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問問他們對現在黨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態度！你可以從我開始。你上次來時，為了囑咐你自己分辨章組長的話，我得冒險說日語，現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門前充分闡述我的觀點！你不覺得有什么變化嗎？我身邊還有監視的人嗎？”

    “唔！章組長？是你那個朋友吧？后來領我們和紅衛兵串連的、給我們講革命道理的那個人？”

    “對。”

    “我倒想再和他談談。聽聽他的看法。”

    “你見不到他了！”

    “怎么？被監禁了？”

    “監禁他有什么意思？”

    “為什么見不到？”

    “他不在國內了。”

    “你說什么？”

    “他隨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時請了一年探親假。已經兩年半了，連信也沒來過。”

    “世界上有這種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靜些了。說九點鐘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訪問參觀，要我送她到賓館去。路上我問她近年的情況。她說上次回去后，就放棄了學位考試，全力搞革命了。她們一伙人處處打先鋒。她自己曾兩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監視。而普通的日本群眾，卻不理解她們，怨她們過左、過激，破壞了斗爭的統一部署。她們很苦悶，認為這么干不是解決日本問題的好方法，想單獨組織游擊隊，準備武裝斗爭。她們幾個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沒吃過苦，身體也不強，所以決定先從鍛煉身體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體力不支時就集體背語錄、背毛**詩詞：“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時，她腳一軟從半山上跌了下來，造成腦震蕩，進了醫院。在醫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書就頭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療養院。一住整整三年。出來時世界變了樣子，原來一塊準備拉游擊隊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讀書，大都認為那是狂想了。還有幾個堅持這條路線的，卻轉入了地下活動，總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該怎么辦好，所以找機會再到中國來取經。可沒想到，中國已成了這樣。

    過了一會兒，她像想起了什么，站住腳問我：“那位章組長真去香港了？”

    “走了兩年了。”

    她怔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說：“要是真的，我還得大哭一場。”

    “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賓館就知道了。說不定有個奇跡在等著我們呢！”

    她拉著我進了賓館，直奔飯廳。進了飯廳，有許多空位置，她卻不坐，領著我到坐滿人的幾個桌跟前去轉悠。轉著轉著嗓子里“嗯”了一聲，領我徑直走到靠屏風的一個桌前站住了腳。

    那桌上，一個穿米色西裝，留長發、大鬢角的男人正專心致志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后有人在注視他，停下刀叉回過頭看看，隨即滿臉笑容地站起來說：“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覺得眼熟。吃過飯我想來打聽一下，您已經走了。”

    秀美回過頭來向我作個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轉到我身上，這次是放聲地笑了：“文學家先生！從報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個皮夾，拈出兩張名片，給了我們每人一張：“兄弟這次是代表岳父來談生意的。請多關照！”

    名片上印著：“香港龍風貿易公司駐京代表章德正。”

    喜多村秀美漲紅了臉問：“這真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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