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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是個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于上海仁濟醫院。這個醫院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條很狹窄的小馬路上——這條馬路，就是我在本書所收之三個中篇中不厭其煩地寫了又寫的山東路。

    我在山東路上度過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時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東路情結。

    我至今還記得仁濟醫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頂是尖的，墻是紅的，跨上高高的臺階進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靜靜地聽一會悠悠的歌聲，就可以領到一塊香香的豆腐干；我記得四馬路（福州路）口的賣夜宵的擔子，一頭有熱熱的牛奶，一頭有烤得香氣誘人的魷魚干和面包片；我記得往那燈紅酒綠的大馬路（南京路）走須經過一個陰森森的外國墳場。夜間從圍墻的豁口望進去，只見黑黑的樹影和白白的墓碑，讓我膽戰心驚；我甚至還記得路口的那棟高樓，原來名叫慈淑大樓。在我很小的時候和大了一點的時候，都曾有人從上面跳下來。大人們說是因為股票跌了，或者說是因為成了“大老虎”了。我雖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么回事，卻深深地儲進了記憶。我記得我念的小學就在山東路上。街面房子是一家剃頭店，樓上便是教室，而老師的辦公室正對著我家的窗口。天下雨了，老師對著我們家叫：“小玉啊，拿把傘來！”我“噯——”一聲，滿懷著熱切的得著了效勞機會的喜悅，急急地把媽的油紙傘和花套鞋放進網線袋里，奔下樓，竄過山東路，給我的班主任送去。學校里上過什么課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校門口的小書攤和雜貨鋪。只要從外婆那里討得一分錢，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書，很理所當然地坐到書攤邊的小矮凳上去細細地看，背后站上兩三個不花錢的小朋友。如果有了兩分錢，那就可以去買一個裝了許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細而長，紅而香，油性不大卻是非常之甜的。

    山東路的北端直通南京路，那是東方第一大都市的第一繁華商業街；山東路南邊盡頭是南市，有租界時它算作中國的本土；山東路往西便是當年的跑馬廳即如今的人民公園，各類游樂場所鱗次櫛比；山東路向東為黃浦江，江上的輪船固然是往來如織，但也常聽說上面漂起由于各種原因而投江自殺的浮尸。

    山東路是上海的繁華地段。山東路簡直就是上海的核心。

    生于斯，長于斯，我還稱不上是個正宗的上海人嗎？

    二

    我的祖籍卻是山東。

    我們姐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過一次山東老家。那年我剛滿五歲。我記得了許多事。下了火車下了汽車還要走許多路。山很高，溝很深，而路上總是只有爹和我兩個。老家的一位姐姐辮子又粗又長，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遠的地方看戲時，這根大辮子就總在我的懷里。黃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餅外面的那層白粉卻太澀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圓圓的臉紅得很，從門背后探過頭來盯住我看。慚愧的是，記住了許多人和事卻沒有記住爺爺的模樣，他老人家不久后便過世了。

    雖然如此，而且僅一次，但畢竟是回過老家面覲過父老鄉親們的了。我的三個弟弟，都未曾有過這樣的回歸緣份。他們好像也從來沒有被卷入風行一時過的尋根熱，對那片黃河下游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們都跟我一樣，很忠誠地在每次填寫各類表格時，于“籍貫”一欄上，書上“山東鄒平”這四個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萬人口中，像我們這樣的“山東人”、“浙江人”、“廣東人”、“江蘇人”……究竟有多少？我從未見到過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我曾讀過一本關于上海社會的書，那上面說，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萬，五十年前增至三百萬，而如今則接近一千五百萬之數了。這么多的上海人從哪里來的？很理論化的書告訴我們說，靠“機械增長”和“自然增長”。機械者，指外鄉移民，我爹屬此；自然者，指出生于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們是也。所謂“上海人”，其實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在上海灘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滿口上海白話的人發問：“你是哪里人？”那是很難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東人。

    三

    我脫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東人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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