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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詠霖得到的這份報告上描述的是一些分配到基層農村里擔任農會指導員的政工干部和一些鄉農會會長的作風問題。

    報告上說因為復興會組織在基層展露出了極強的組織力和行動力，加上明政府的政府信譽極高，使得農民非常信任復興會派來的指導員和復興會的上級組織部任命的鄉農會會長。

    這種情況極大的促進了農民和農會之間的關系，也使得農會可以最大限度的組織農民辦大事。

    可是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地方的基層出現了村農會指導員、鄉農會會長獨斷專行、一言以決村、鄉全部事務的情況。

    根據監察部的走訪和調查，很多村莊農會的搭建主要都是復興會政工干部的功勞，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建立了自己對農民們的絕對信譽和權威，乃至于可以繞過農會對農村事務做出決策。

    而后來被農民們推舉的本地農會會長以及村民們組成的農會反而是空架子，淪為指導員做出決策之后的執行機構，沒有其他的權力。

    因為不具備學識的硬傷，相當長一段時間，農會的搭建和農會的生產都是指導員一力承擔，這需要權力的集中，需要高度的話語權。

    一開始，這的確是利大于弊的。

    因為只有指導員具備那個能力把農會搭建起來，并且組織大家完成土地分配、登記和恢復生產的工作，其他人不行。

    所以這一階段，大大小小的農會組織完成建立，明政權得以高度統合基層力量，完成了很多在南宋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隨著幾年來掃盲教育的大力推動，農民們逐漸脫離蒙昧，有了一定的知識，有了一定思維能力，而村子里的指導員們卻似乎還沒有從大家長的身份完成屬于自己的轉變。

    他是來輔助工作的，不是這個村子里的太上皇，不是來這里對大家指手畫腳作威作福的。

    然而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指導員們因為建立農會、分配土地、恢復生產和指導掃盲的巨大功勞，使得村民們包括農會會長都習慣性的無條件的服從他的指令。

    蘇詠霖最初設計農會制度當中規定的農會領導層由全體農民選舉產生、農村事務決策需要農會全體表決這兩條幾乎就沒有運行過。

    當然，最開始這條制度確實沒有運行起來的條件，大家依靠慣性推舉農戶中大家都能服氣的人來做農會會長已經是極限。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認字的農民們多了起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

    有一些指導員和農會會長因為過于強勢的態度和盲目遵從上級指令、不體恤農民實際處境的情況，從而和農民發生沖突。

    比如蘇詠霖因為多次戰爭的勝利使得財政狀況大為寬裕，于是定下了大基建政策，要求各地審時度勢，根據實際需求訂立工程計劃，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修筑足夠的基礎設施以對抗自然災害。

    結果這個命令傳到地方就變成了不惜一切代價加油干，一定要趕在自然災害到來之前完成水利工程和道路，這是陛下的號召！

    于是政令一層一層往下傳達，一層比一層要求急切，到了鄉、村這兩級，鄉農會就開始要求村一級的農會限期修路、修水利工程。

    政令下達的很快、款項到位也非常干脆，然后就要村子里抽出勞動力負責修建水利和道路，覺得這是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他們一定很高興。

    但是事實上傳達政令的時候還是在農忙時期，農民們還要忙著自家的土地耕種，忙著自家的一些活計，沒時間，工期跟不上，以至于抽不出足夠的勞動力來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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