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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涉及到個人利益的時候，每個人都會變得不那么理智，而這種情況是劇烈還是相對溫和，主要來自個人對自身生存難度的估算。

    當人對周遭大環境感到安全感充足的時候，他就會相對理智、溫和，而周遭大環境讓人的安全感并不那么充足的時候，人普遍就會變得狹隘、自私、暴躁。

    這并不是普通人的問題，是統治者和大環境的問題。

    作為統治者，營造一個相對安全的大環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統治者的使命，達不成這個使命，統治者就是失敗的，失敗的統治者沒有資格怪罪普通人的狹隘、自私和暴躁。

    農民的確短視，但是在封建時代的大環境之中，短視反倒是底層民眾必備的素養，只有足夠短視，才能不被餓死。

    當一個人竭盡全力才能勉強果腹的時候，要求他把眼光放長遠就是一種暴政。

    希望他人擁有長遠眼光的同時，首先要考慮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到底能否允許他人擁有長遠眼光，否則就是空手畫大餅，是要死人的。

    所以蘇詠霖從來不曾考慮過用更加直接的手段快速完成他的社會改造，他有足夠的時間，有足夠寬松的國內外環境，歷史站在他這邊。

    集體農莊的成功推行和民眾對集體農莊的低抵觸情緒證明了蘇詠霖對大環境的改良成功了，也證明了明政權運轉的成功。

    這是大方向。

    而小方向上，農民們更多開始在意身邊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不是生存危機，本身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這是農民開始具備長遠眼光的預兆。

    蘇詠霖對此感到非常高興。

    說到底，農業集體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工農業剪刀差，通過這種剪刀差來為工業發展進行原始的資本積累，以幫助國家實現工業化。

    后發國家因為失去了早期地理大發現和殖民時代的紅利，無法通過吃別人來進行原始積累，想要后發制人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只有通過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來進行。

    集體農莊比農民個體戶好就好在使得政府的稅收對象從數千萬的農民個體轉變為了十數萬的集體農莊，大大增強了政府的稅收效率，降低了稅收成本，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實現工農業的剪刀差，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

    這對于國家發展工業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代價就是農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長期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上。

    然而在蘇詠霖這里，對這種原始積累的需求其實并沒有那么大。

    一來技術還沒有到那個地步，想要進行全面工業化其實并不可能，目前還處在一個技術摸索階段，所以并不需要那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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