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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產鑄刑書毫無疑問是具備正面進步意義的，他的行為為后續諸侯國公布成文法律開創了先例。

    然而在子產鑄刑書往后的歲月里，雖然法律條文可以明確的對外公布了，卻依然面臨著四重嚴峻的挑戰，整個社會并沒有因此而成為法治社會。

    這四重挑戰其實很有代表性意義。

    第一，是皇權制度下皇帝天下最大，凌駕于法律之上，不受管束，如此一個凌駕于所有人之上的家伙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等于王朝法律就是個空架子，本質上不具備真正法律的價值。

    第二，帝國官僚依靠皇帝的權力生存，對皇帝負責，而不對民眾負責，所以本質上也是蔑視法律的，統治階級利用法律壓迫鉗制民眾，法律成為壓迫民眾的刑具，而非規范人們行為的準則。

    第三，那就是民眾普遍不識字，更沒有學習途徑，法律條文擺在面前都看不懂，無力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利益，于是發展到最后出現了法學傳承世家，知識分子將律法家傳，世代出任朝廷法官，如大名鼎鼎的郭嘉出身的潁川郭氏。

    第四，法律條文受限于時代和人們的認知，不可避免的會出現諸多漏洞，就算發展到了法治社會，也會有訟棍一類的人物專門抓住法律的漏洞，從漏洞中獲取利益，肆意踐踏法律的尊嚴與意義。

    蘇詠霖認為，王朝統治下的民間亂象，主要由這四個問題產生，大明國建國初期的一些民間亂象和腐敗桉件，也源于此。

    大家打心眼兒里認為律法就是廢紙一張，官字兩張口，上下嘴皮子一碰，說什么就是什么，顛倒黑白又怎么了？

    你一介草民還能翻了天不成？

    正是因為這種普遍性的對律法的不信任不承認，社會運行成本和社會內耗才會居高不下，明明可以用律法解決的事情，卻成為了正反兩方拉鋸的戰場。

    官府在其中大受好處，左右逢源，吃得滿嘴流油。

    這種情況是罪惡的，是不正常的，是不能被接受的。

    所以蘇詠霖決定對自己開刀，毅然拿掉了自己皇帝的身份，把至高無上超脫一切的皇帝給廢掉，然后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管束之下。

    他公開的明確表示自己也不能違背自己牽頭制定的各項法律，法律是可以制裁他本人的，如果他本人真的觸犯了法律的話。

    于是第一重挑戰在蘇詠霖的努力下，在目前的大明國至少是不存在了。

    蘇詠霖自降身份毀滅神格，把法律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上，讓自己居于法律之下，則整個大明國在理論上都不存在高于法律的人。

    第二條，也就是蘇詠霖一直都在努力的一條，他過去發動三次大清洗，也有維護律法尊嚴的一面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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