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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海商。

    揚州海商與廣州海商以及泉州海商乃是中土胡商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其中尤以大食海商為甚，比起粟特胡商不遑多讓，而波斯海商比起大食海商來就要遜色不少。

    大食胡商中海商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群體，他們大多從初唐時就已經在廣州、揚州和泉州、明州這些通都大邑定居，娶妻生子，延續多代，到現在也成為這幾座以海貿聞名的大都市中商人群體中極具分量的一個群體。

    相比之下，壽州這幾年商業雖然也發展起來了，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在海貿方面還遠不能與揚州、廣州和泉州、明州這些城市相比，更多的還是承擔著一個分銷商的角色，大多是從揚州那邊進貨來分銷。

    不過隨著壽州商貿日益發達，徐州方面也刻意開發淮水與其支流如汝水、潁水、渦水、渙水、肥水、澮水整個水系的航運，使得交通便利優勢更進一步凸顯，已經有不少胡商開始進駐壽州，尤其是壽州對淮南道中西部和河南道中部州郡的輻射力開始顯現出來，使得這一趨勢越發加快。

    揚州光是大食海商就有數百家之***斯海商亦有數十家。

    除開海商，還有一大群體，那就是錢商，或者說經營質庫和柜坊的商人，這些商人其實也就是后世同行錢莊商人的雛形，或者說就是后世銀行家的雛形，而質庫和柜坊就是借貸、質押等混業經營的雛形。

    在揚州的這個群體中，仍然是大食胡商占據著主導地位，他們大多是由在本地駐留的海商慢慢衍化而來，依靠自身良好的信譽和雄厚的財力，迅速建立起自家的客戶業務網絡體系，進而與本土商人結成行會，壟斷著整個借貸行業，甚至連李吳政權急需用錢的時候，一樣要找他們借貸。

    除開海商和錢商，揚州還有兩大群體，一個造船商群體，一個是絲織商人群體。

    揚州造船業自古發達，尤其是大運河開鑿以來，揚州作為鹽運和漕運的中心城市，造船業迅猛發展，已然成為淮南道最重要的造船中心，壽州遠不及揚州。

    唐代宗大歷年間，光是鹽鐵轉運使劉晏一人就建成了十家造船工場，用于打造漕運船只，而中唐以后，私營造船工場更是不可勝數，反倒是官營造船工場日益凋落。

    絲織業一樣是揚州最終的支柱產業之一，光是揚州城中絲織作坊就達到千余家，窮家女子去絲織作坊中作業的就超過三萬人，極盛時期超過五萬人。

    造船商人和絲織商人都是揚州工商業主的大群體，他們算是代表揚州實業商人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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