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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又如何？

    南明小朝廷就不內斗了？

    四鎮就不跋扈了？

    大明到崇禎中后期后，最大的問題不是缺糧缺餉或是打了什么敗仗，而是民心不在明了。

    大明的統治原本就建立在和士紳的合作基礎上，大明以功名利祿吸引士紳階層效力，待士紳階層墮落腐朽之后，整個國家的活力和朝廷的統治力就出現了大麻煩和大問題。

    待崇禎中期之后，朝廷屢次加餉，征收的糧餉和財賦收入卻是一直在下降。

    這個原因就很簡單，并不是什么商稅收不上來，也不是太監得力，文官不得力。

    而是整個士紳階層放棄，或是說拋棄了大明。

    多鐸南下之快速，之輕松，滅亡南明之快，實在是華夏史上的奇跡。

    短短幾個月時間，擁兵百萬，擁有幾乎整個南方地盤的南明土崩瓦解，連弘光皇帝和整個內閣都被一鍋端了。

    包括跑到杭州的賢王潞王，不僅其身邊的大臣無意抵抗，潞王本人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寧愿 投降后搏一條生路，也不愿做殊死的抵抗。

    從親藩到官紳，再到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也沒有了抵抗的意志。

    這種東西，不是閔元啟打一場勝仗能挽回的。

    或者說，在閔元啟真正感覺到有機會時，他就已經有類似的打算和想法了。

    順治元年到二年，這一年多的時間清軍無往不利，不管是順軍還是明軍都完全沒有抵抗之力。

    大量的順軍將領和明軍將領都選擇投降。

    多鐸至南京和杭州后，任命了三百多文武官員，多半都是明軍降將和降官。

    他們替新主子迅速安定地方，征剿不服，同時開始繳納賦稅。

    四月二十五日，多鐸率領清軍攻占揚州，殺南明督師史可法，并制造“揚州十日”。  隨后多鐸陳兵江北，于五月初九日占領鎮江。

    五月十六日進入南京。為撫輯明朝遺民，多鐸以定國大將軍豫王令旨遍諭各處，稱清軍平定東南，乃是“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并張榜示諭臣民，嚴禁胡服辮發。

    于揚州立史可法祠，表彰史可法的忠節；又拜謁明孝陵，對“明太子”禮遇甚恭。同時，多鐸也告誡南明官民，若抗拒不降，揚州屠城便是前車之鑒。五月二十八日，多鐸去南京報恩寺上香，引發萬人空巷，甚至還有因圍觀他而被擠死的市民。

    平定南京后，多鐸遣貝勒尼堪、貝子屯濟等率軍追擊弘光帝于太平，生擒弘光帝。六月初，多鐸又遣貝勒博洛等趨杭州，敗大學士馬士英，降潞王朱常淓。

    淮王朱常清亦自紹興來降。至此，浙東、浙西全部為清軍控制。江浙平定，多鐸即承制改南京為江南省，并疏請授江寧、安慶巡撫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建立了完善的官僚體系，并以南京為中心，各重鎮要道派駐八旗重兵，雄視贛、閩、湘、粵、桂等省，隨時準備繼續南下，掃蕩各地的抗清武裝和明朝殘余勢力，并按清廷要求執行剃發令。

    七月，清廷以多羅貝勒勒克德渾、固山額真葉臣等往江南代多鐸。

    十月，多鐸率大軍及弘光帝、偽太子等戰俘凱旋京師，順治帝親迎于南苑，行郊勞禮，晉封多鐸為和碩德豫親王，并有豐厚賞賜

    福建也是望風而降，湖廣早期平定也相當順利。

    一切的變化并非是大家突然又對大明忠誠起來，也不是李自成或張獻忠的突然死亡，說來也是吊詭，整個崇禎年間這兩個流寇首領是怎么都打不死的小強，倒是到了清兵一入關，李自成就突然死在了九宮山，十幾年間李自間經常遭遇險境，但都是安然無事，卻是在九宮山被一群地方團練給奪了命，實在令人感覺詭異莫名。

    而張獻忠折騰了十幾年，最終卻是死于亡命一箭，而脫離戰場的大西軍主力未損，其后不久放棄四川直奔云貴，后來還成了抗清的主力，也令人感慨不已。

    真正的變化來自于剃發令和胡服。

    哪怕清軍南下之初，還是禁止私自剃發和胡服。

    然后下南京下杭州，至此時多爾袞便是認為時機已至，終于開始發布剃發令。

    清廷連續多次下發剃發令，同時有不從者軍法從事的明諭。

    這就是所謂的留發不留頭說法的來由。

    剃頭挑子一頭放著剃發工具，另一頭懸掛著血淋淋的人頭。

    這并不是臆想編造，而是在明末清初時一個蠻夷民族對漢民族赤裸裸的侮辱和踐踏。

    從魏孝文帝主動以胡變漢，再到金人初推剃發又放棄，到蒙元對衣冠發飾不做強制，再到清初之時強迫漢人剃發留辮，華夏文明也是終于走到了最屈辱的這一幕。

    清兵攻陷廣州時,清頒布剃發易服令說：“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

    這樣堂而皇之的對華夏衣冠的侮辱，也就是在明末清初之時。

    真是令人無比痛恨，也是感覺到無比恥辱！

    而清朝一代男子的發式經歷了數次演變：順治以前為金錢鼠尾，順治初年進入中期，開始流行豬尾，清末演變為半光頭。 其實滿族女人童年時期也剃發，要到成年婚嫁后才可蓄發。

    那種清末才有的、不合事實地壟斷了所有清裝戲的陰陽頭發式，放在清初就是死罪！

    因為清初規定：“剃發不如式者亦斬。”

    順治四年，滸墅關民丁泉“周環僅剃少許，留頂甚大”，被地方官拿獲，以“本犯即無奸宄之心，甘違同風之化，法無可貸”為由上奏，奉朱批“著就彼處斬”，縣官也以失察“從重議處，家長、地鄰即應擬罪”。

    后金時期以剃發為歸降的標準，男人的大部分頭發被剃掉，只留腦后小手指細的一綹，擰成繩索一樣下垂，稱金錢鼠尾式。配合這樣的發式，胡須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清初時期以剃發為治國之策，自遼東地區廣大漢族民眾的反抗至清入關后的無數次反剃發起義，成千上萬的漢人為之付出了巨大犧牲。而此時的蓄發部位已悄然無聲地逐步由腦后移到了頭頂，但仍可稱金錢鼠尾式。

    清代中葉，經過血腥鎮壓以后，發式約自嘉慶初年起有所變化。頭頂著發的部位雖沒有變，但面積已遠不止于一個金錢大，而是足有四或五個金錢大，相當于一掌心的面積，蓄發數量明顯增加。胡須亦從只留上唇左右幾根變成包括下巴在內的全部。

    清代后期，即嘉慶以后男子的發式逐步演變為將頂發四周邊緣只剃去寸許，而中間保留長發、分三綹編成辮子一條垂在腦后。

    清代末期，在覺悟了的知識青年和學生掀起的革命斗爭中，把剪辮子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從清末開始，到清朝滅亡之時，剪辮子成了全國范圍從下到上又從上到下的革命運動。

    在此時此刻，剃發令下就是在頭腦后方留下手指細的小一撮，然后如繩索般下垂至脖頸。

    這是何等丑陋的發式，對向來信奉身體發膚不可輕動的漢人來說，不光是形式上的丑陋，還有心靈上的徹底的催毀。

    清初的幾十年的抵抗，于其說是億萬百姓為了大明與異族抗爭，倒不如說是為了發飾衣冠。

    這是一個文明對另一個文明徹頭徹尾的凌辱和踐踏。

    也正因為抵抗之后的失敗，所有人都選擇了臣服，中國才有了近三百年的黑暗期。

    敢于抵抗的都死去了，哪怕連在文字中隱晦發泄不滿的也是被文字獄一個個誅除了。

    只剩下皇上萬歲，奴才萬死。

    這才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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