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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在古代改革得需要很大的魄力。

    或許在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看來，還不如坐等底層人革命或外族入侵，然后改朝換代，而自己這些人作為精英依舊會被重用，而不應該選擇去為積重難返的王朝治療。

    所以，朱翊鈞不得不承認，張居正敢站出來改制，的確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氣。

    只是官僚集團并不會領他們的情。

    盡管，張居正相比于一些更激進的改革者已經溫和許多，還在希冀整個官僚集團能明白他的苦心，能愿意同他一起改制。

    雖然大明官僚中還心存社稷蒼生、受儒家傳統社會責任感驅使且還愿意去擔負這份責任感的部分士大夫會領他的情。

    但這不代表整個官僚集團會領他的情，

    這和北宋時期王安石的改革一樣，真正愿意配合其改革的也不過是寥寥無幾，大多數不過是見風使舵的。

    話轉回來。

    因為是封建地主的屬性就是趨于保守的，所以官僚集團的整體是不愿意改革的，也就才這時拿三不足思想為一種“不正確的思想”來批判朱翊鈞和張居正。

    可以說，傅以禎要么迂闊因為自身階級屬性的原因真信了這話，要么是真壞故意直接判定三不足思想為“不正確思想”，且以此為武器抨擊改制。

    所謂三不足思想，便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這是王安石變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在他之后一些堅持改革的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也是曾經的儒家主流思想之一，即新學，曾與理學、蜀學并為儒學三大思想。

    要知道，曾經王安石就因為新學在儒家思想領域還比較有地位，從祀孔廟的。

    但在后來被宋理宗撤了出來，理由是：“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于廟庭？黜之！”

    正因為后來理學大興再加上從南宋開始，君主也有意識否定這種思想，所以這類思想已式微。

    只是在王陽明倡導士大夫們跳出理學桎梏，叩問內心，進行獨立思考后，才又出現了一批士大夫愿意追隨王安石的這一新學思想。

    但無論如何，到現在，這種思想還是被占據統治地位的理學抨擊為邪說淫詞，被視為不正確思想，故而說誰有這思想，誰以此思想教導天子，誰就是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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