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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維翰聽后未再言語，只起身拱手：“那便告辭，撫院就當小民沒來過！”

    張文熙也沒讓人送一下劉維翰，只繼續看起涉及編造黃冊時舞弊的卷宗來。

    因山東的豪紳富民行賄不成，也就更加確定眼下的編造黃冊不能再造假，所以，許多府縣里甲等人不得不認真編造起黃冊來。

    在朱翊鈞下旨免徭役后，一到編造黃冊時，基層官吏們便對給百姓上戶的事不再積極，甚至利用百姓需要上戶的機會大肆斂財，要求每戶要交多少銀子才能上戶。

    而百姓們素來是節約慣了的，所以許多沒有什么追求的百姓寧愿不上戶，也不愿意交錢上戶。

    于是，許多百姓就成了黑戶。

    但現在，由于張文熙和太子等查的很嚴，地方上的基層官吏就被迫主動求百姓上戶，開始挨家挨戶的做工作。

    而且。

    因為許多百姓只樂于種田掙錢，對上戶這類政治任務不感興趣，如同他們不少對官衙里的事也不怎么關注一樣。

    所以，許多基層官吏為了自己的烏紗帽，開始不得不出錢發米發油來誘惑百姓上戶，從以前百姓求著他們上戶，變成了他們來求著百姓上戶了。

    總之。

    一時間，因為太子和張文熙用軍籍士子做駁查，逼著地方官吏認真完成編造黃冊的工作，使得編造黃冊進行的很順利，完成度也很高，隱匿人口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大量新增的人口開始出現在朝廷的官方檔案上。

    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太子和張文熙能夠成功，在于他們學了明太祖朱元璋當年編造黃冊和魚鱗圖冊的方法，即在推行這種只利國家不利官民的制度之前，先讓整個政策的執行與監督由兩個不同體系的力量來執行，也就是，軍中的文人負責駁查，地方官僚和吏員負責執行。

    只是朱元璋當年創建這樣的體系時并不完美，他因為還想節省開支，所以沒打算貴軍，企圖讓軍隊也自給自足，這樣卻導致軍戶地位低下，根本無法監督士族，只會和士族媾和。

    當然，朱元璋自己也知道不貴軍會導致這一結果，所以，他后來把駁查的任務交給了國子監的監生，即那些才成為統治階級的年輕人，讓他們負責駁查，但他還是想節約成本，也就沒有給國子監監生多大的好處，只把駁查變成了國子監監生的一種義務勞動，相當于是一種屬于國子監生的徭役。

    而在沒有科舉制的時候，因為洪武朝的選官主要是選自國子監生，所以國子監生還愿意做這種得罪地方的義務勞動，畢竟表現好還能升官。

    但隨著朱元璋于洪武三十年重設科舉后，通過科舉獲得進士出身的士子漸漸成為了選官的主要對象，國子監連這點好處都沒有了，也就不愿意積極做這種得罪地方官吏豪強的義務勞動。

    至于朱元璋為什么要重設科舉，這里且不提，但總的來說，軍政分開，讓整個帝國分成士大夫官僚體系和軍事貴族監督兩個體系是這個時代在政治制度上的趨勢。

    乃至到了清朝時期，因為清朝是屬于少數民族中的貴族勾結漢族大官僚大地主統治中華的王朝，所以，清朝倒是很自然地建立起了士大夫和軍事貴族互相監督的兩個體系。

    其中，旗人享有特權，屬于清朝的軍事貴族，但因為人數少，所以基本上只負責監督與重要權力位置的把控，而漢人中的士大夫則負責執行。

    從中央六部有滿尚書、漢尚書開始就是這種模式，滿尚書負責監督，漢尚書負責做事，甚至在初期，是滿洲貴族里的各王公貝勒分別監督各部。

    等到近代化以后，許多國家更是如此，名曰黨和政兩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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