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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珅因此事恨透了錢灃，錢灃也知道得罪了和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龍告了和珅一狀，說和珅身為軍機大臣，卻每天不到軍機處辦公，只是自己一個人在宮里的“內右門”的“舊直廬”批閱公事。還說在軍機處辦事的人，僅有阿桂一個人而已，其他的幾個人呢，像王杰和董誥只去“南書房”，像福長安只去“造辦處”。遇到皇帝召見的時候，才一個個出來，趕去御前，“退，各還所處”。

    乾隆聽到之后大怒，讓錢灃兼領一個“稽查軍機處”的差使，這可是個艱辛無比的活，結果錢灃僅僅一年就累死在職位上了。

    另外一位御史管世銘在一個酒會上，也不知喝醉了還是本性就如此的狂傲，居然當眾說要彈劾和珅，當天晚上就暴卒在家中，可見和珅何等的猖狂。而像謝振定這樣敢于毆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燒了這位舅老爺的“違制”大馬車的人，僅僅丟了御史之官，真是僥幸。

    阿桂可以說是和珅的眼中釘肉中刺了，地位還在和珅之上。和珅常常在乾隆的耳邊進讒言，說阿桂在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真的是疲于奔命，在京城的機會很少，阿桂能夠堅持到嘉慶二年而逝世，也確實是福氣之人了。

    阿桂其實更多的身份是一個軍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是是非非對于這位心直的將軍，是不會去做的，更不屑于去做的。他可以說是很厭惡和珅，但對于和珅又無可奈何，只能在上朝之時，與他站的遠遠的，不到萬不得已之時，也絕對不和他有溝通交談，而和珅之所以不去軍機處辦公，獨坐那“舊直廬”批閱公事，原因之一也在于此（正如當年鄂爾泰與張廷玉一般）。

    另外的一個原因就是，和珅自己一個人批閱公事，可以不讓其他的軍機大臣知道，等于架空了皇帝，而自己儼然行使某些皇帝之權了。乾隆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了，甚至乾隆自己想做什么、喜歡什么，和珅也都了然于心。

    依靠著這些權力和能耐，和珅開始“賣官鬻爵”，更是可以大發其財。那些企圖升官的，必須要走他的門路；怕丟官、降官的，自然要走他的門路；那些不想升官也不怕丟官、降官的，為了“辦報銷”，也需要走他的門路（否則連自身必須的生活資料都不一定足夠），因為他可以批駁賬目單據，或拖延歲月。

    底下的大官為了攀附和“報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報效”；于是小官為了“報效大官”，又開始在老百姓的身上打起主意。于是和珅這樣的一個人貪污在上，卻能給全國的官僚系統弄得不堪入目，民眾苦不堪言。比如在乾隆六十年的時候，閩浙總督伍拉納為了籌款報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縣知事“倒吊”起來一頓抽打。

    下面的各省督撫之中，也有不愿意同和珅同流合污、不與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測之災。浙江巡撫福崧得罪了和珅，結果在乾隆五十八年突然接到乾隆的旨意，押解他回京候訊，罪名是受了兩淮巡鹽使柴楨的賄賂一千兩。其實啊，這個福崧并沒有收錢，根據只不過是一個柴楨的賬簿上“福公”的字樣，而這個“福公”并不是說的福崧，說的是福長安。所以“饋福公金一千兩”的字樣，其實就是莫須有。福崧說“我見到皇上，一定要把和珅的秘密完全說出來。”和珅知道了以后，把他的供詞中加了幾局罵乾隆的話，乾隆看到后，沒等福崧到京就下旨賜死了。

    后來，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駕崩，次日，嘉慶帝將和珅軟禁，旋即逮捕入獄，并且諭旨形式數落了他的20條大罪，朝廷上下喊殺一片，內閣一些文武官員甚至要求將他凌遲處死。

    后來由于和珅的兒媳（嘉慶帝之妹）固倫和孝公主求情，嘉慶帝采納了幾位大臣的進言，考慮到他曾擔任清廷首輔大臣，出于“維護國體”的考慮，認為不宜在肆市誅之，于是網開一面，賜其獄中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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