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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封短信，讓我看到了凌信誠的滾滾熱淚，也看得我自己心里陣陣發涼。

    我，還有周月，還有小梅，還有醫生和護士，還有秘書和司機，還有上海的姑媽，還有其他很多人，對信誠的笑容，都出自真心，出于善意，但信誠還是感到懷疑和恐懼。也許他短短的人生，確實經受了太多的謊言，太多的陰謀詭計，所以他陷入了一場嚴重的信任危機。他像他的孩子乖乖那樣，對真情擁抱的雙手，也產生了條件反射的驚恐。也許，他的不幸還源于他的財富，他太有錢了，所以他擺脫不了那些明爭暗斗，那些卑鄙心機。難怪有些社會學家把一千五百元人均收入，作為中國城市家庭幸福與否的分界之一。金錢的過與不及，都易造成人際關系的失范與家庭的不幸。財富太少，生活過于窘迫；太多，又令人想入非非。金錢數額一旦超過生活必需，它的冷酷和獸性，便會顯露無遺，它導致的丑惡與貪婪，就會層出不窮！

    信誠究竟去了哪里？

    我和李秘書，以及醫生和護士，都把懷疑的線索，鎖定同一個方向。因為我們從一位夜班護士的口中，得知昨天晚上有四個男人突然來訪，并且在病房的里間，一直與信誠單獨交談。其間護士進去給信誠送藥，行至外屋便被保姆阻攔。護士把藥交到保姆手上的時候，隱約聽到里屋的只言片語，護士據以猜測，那四位神秘客人全是信誠叫來的律師。

    根據我們分析，信誠應是今天清晨脫身出走，而出走前夜密晤律師，想必不會不談自身的動向。當天下午我與李秘書一道，去了位于復興門附近的中亞律師事務所，找到了以前曾到清水湖來過的那兩位律師。那兩位律師一位姓林一位姓韓，一個人到中年一個還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似乎早已猜到我們的來意，未多繞彎便介入正題。

    “凌信誠昨天確實直接給我們打了電話，說有急事要我們趕到清水湖去。他也確實和我們談到了他要離開醫院的想法，但是，”姓林的律師說，“但是他什么時候走，走到哪里去，我們一概不知。”

    我說：“他有沒有說到他大概的去向，比如，他在上海還有一個姑媽，他會不會去她那里？”

    林律師斷然搖頭：“這個我們并不知道。”停頓少頃，又緩緩說道：“他說……他很壓抑，他很害怕，他不敢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女人。他說他想找個深山老林去當和尚，他說出家當和尚，也許是離開人世而又留在人世的最好方式。我們勸他把出家的念頭暫時先放一放，因為他的身體，不能缺醫少藥，不能過太清苦的生活。我們勸他，如果他心情不好，可以到外地走走，看看山水，換換心情，但離城市、離條件好的醫院，不能太遠……”

    李秘書插嘴：“這么說，是你們挑著他走的，你們作為律師，難道不知道他是一個病人，是一個沒有社會經驗的孩子？你們應該勸他留在醫院，你們怎么能……他一旦有個三長兩短，你們是要負責任的。”

    林律師依然用從容不迫的語速，反駁了李秘書的指責：“他現在活得非常痛苦，他和我們談到他現在的生活……哭得說不下去，我們不知道他生活中到底發生了什么，但我們能感覺到，他的精神已經差不多……已經差不多崩潰了。”

    姓韓的律師打破沉默，加重語氣對李秘書的指責再加反駁：“我們只是針對他要出家的念頭，建議他先到一些空氣清新的地方走走，換換心情。至于他走與不走，怎么走法，走到哪兒去，只能由他自己決定。你們作為他身邊的人，他的幫手和朋友，他怎么活成了這個樣子，你們應該更加清楚！”

    我及時換了一個話題，以中斷他們的對峙，我說：“凌信誠昨天叫你們過去，就是為了和你們談談心情？聽說你們昨天去了四個人呢。”

    林律師說：“凌信誠叫我們過去，是要更改他的遺囑。昨天和我們一起過去的，還有北京昆侖公證處的兩位公證員。”

    我和李秘書面面相覷。

    李秘書放緩口氣，向律師提出：“呃，我是凌信誠的秘書，我過去給他爸爸也當秘書，他爸爸去世后又給他當秘書，我跟著他們凌家很多年了。現在一時找不到凌信誠，我能不能看一下他的這份遺囑，看看需要我們為他做些什么……”

    年輕的韓律師也相應放緩了口氣，但話中的內容依然是拒絕：“凌信誠指定我們是遺囑的保存者和執行人。您既不是凌信誠的親屬，也不是遺囑涉及的主要權益人，所以非常抱歉，您不能看這份遺囑。”

    李秘書啞然無話，表情尷尬。

    似乎僅僅是為了減輕他的尷尬，那位隨和些的林律師還是向我們口述了遺囑修改后的大致內容：“這份遺囑，主要涉及了財產方面的問題。凌信誠這次僅僅保留了上次遺囑中關于他的姑媽所分配到的遺產份額，其余部分均做了變動。”

    林律師的話語停頓下來，我們都以為他對遺囑內容的透露到此為止，不料他突然又接著說道：“凌信誠決定將他的財產，全部捐贈給中國的兒童福利機構。當然，他后來同意我們的建議，保留了足夠他未來生活和治病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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