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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宗皇帝起駕回到了汴京，丁謂又將天書送入大內供奉起來，然后百官放假三天，各種獎賞不斷。直到年底，這次封禪活動才宣告結束。自從降下天書以來，全國上下為了封禪之事，整整忙碌了一年。

    時隔不久，河中府進士薛南與僧道士紳一千二百九十多人，又聯名上奏，請求真宗皇帝到汾陰去祭祀后土。節度使寧王元渥也上書懇請，真宗皇帝并沒有馬上答應。隨后，士紳、文武官吏、僧道、將校等三萬多人又聯合起來三上奏章，請祭后土。于是，真宗皇帝這才昭告天下百姓，將在來年的春天，到汾陰祭祀。

    看起來，好似真宗皇帝是被迫祭祀汾陰，其實不然。就象王旦他們吃素齋一樣，大家都在裝模作樣，真宗皇帝把自己的戲份演足了，方才答應。祭祀泰山之后，真宗皇帝以為祭天而不祀地，未免有失偏頗，總覺美中不足。既然已經祭祀了泰山，汾陰祭地亦勢在必行。于是，真宗皇帝命陳彭年搜集有關歷朝歷代祭祀后土及停祭后土的事宜，并把上述認識轉告了宰相。宰相既然已經知道了皇帝的意圖，馬上就開始鼓動各方百姓上書。與天書事件一樣，這些完全是朝廷中一些人自導自演的好戲罷了。隨后他們便開始了各項準備活動。

    前番封禪，花費甚大，勞民傷財，從上往下，盡皆弄虛作假之事。真宗皇帝卻志得意滿，樂此不疲，當然會有人為他裝神弄鬼，假造祥瑞，這些勞民傷財之事，對百姓的危害極大，讓人痛心，讓人扼腕。不少官吏搶收百姓小麥，強占民財，強征役夫，瘋狂虐待百姓，視人命如草芥，真是天怒人怨。又逢天下大旱，谷價暴漲，赤地千里，民怨沸騰。地方官、眾大臣卻只報祥瑞，全然不顧百姓死活。龍圖閣制侍孫奭忍無可忍，向真宗皇帝上書切諫。

    孫奭的奏章，從一個封建文士的角度分析、論述了祭祀汾陰不合常理的十種表現：其一，依照祖宗往例，應按照傳統行封祀大事，要“卜征”五年。五年之內，風調雨順，天下無事，祥瑞屢現，才能舉行。如果不是這種情況，就必須要修身養性，推行仁政，再卜五年。如今剛封祀了泰山，又祀汾陰，實屬過分之舉。其二，祭祀汾陰之事自古少有，僅漢武帝當年想封祀泰山，怕眾大臣有意見，才先封中岳，又祀汾陰，然后才到泰山之下。這只不過是循序漸進的意思，是把祭祀汾陰當作了過渡而已。現在陛下既然已經封祀了泰山，何苦再祀汾陰。其三，《周禮》以圓丘祭天，方澤祭地，就是今日的南郊、北郊。漢初以前只有五疇祭天，漢武帝時才在汾陰祭地。元、成二帝時，接受大臣的建議，把汾陰的祭祀移至北郊。從那之后，已經很少有帝王祭祀汾陰的情況了。如今既有北郊的祭地活動，又要祭祀汾陰，實為畫蛇添足。其四，西漢定都長安之后，由于距離汾陰很近，便直接在那里祭祀。如今汴梁距汾陰不下千里之遙，陛下遠離京城重地，前往那里去祭祀，一旦有了突發之事，很難處理，實在是不甚妥當。其五，唐朝興起于河東，建都長安之后，仍時時到河東巡視，沿途必經汾陰。所以唐明皇也祭祀過汾陰，不過是順路而為之罷了。陛下前去祭祀汾陰卻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其六，天若降下災禍，朝廷行事更須格外小心，這亦是周宣王能夠中興周朝的原因，歷朝歷代都把它當作經驗之談。如今，旱澇災害不斷，陛下正宜潛心修道，以回應上天的譴責。不應聽信小人之言，遠勞百姓，蕭鼓盤游。其七，二至八月之間打雷實屬正常現象，它是天子賢否的象征。如今冬季驚雷響徹，明明是上天對皇上的敬告，提醒陛下悔改，陛下卻全不理會，執意要去祭祀汾陰。其八，民為神之至尊，所以先王成民事在先，致神事在后。如今國家連年大興土木工程，水旱災害增多，還要驚擾百姓，祭祀神祇，這是把主要和次要顛倒了次序啊。其九，陛下如若一定封祀，亦不過是學漢武唐皇，為自己歌功頌德而已，不應該為了求此虛名，而妨礙國家的治理。其十，朝中大臣要陛下效仿唐明皇，以開元故事為榜樣。然則是唐明皇寵幸后宮，信任奸邪，終于搞得天下大亂，自己亦四處流亡，實不足以之為陛下榜樣。

    不久，孫奭又上疏說：“為了祭祀汾陰，已將京城人心弄得人心惶惶，而江淮的百姓亦疲于應付。土木工程尚在進行，而天下各地四方盜賊已經公然橫行。先帝曾要封祀，卻因天災未能成行。如今臣僚們便要陛下繼承先帝遺志，進行封禪。實不知，先帝真正的遺志是：西取繼遷，北克幽薊。于此，眾人卻沒有獻出任何計策，反而言辭卑切，奉以歲幣向契丹求和；以用加官晉爵，姑息李繼遷。如今更弄鬼裝神，假造祥瑞，鼓動陛下，重行封禪之禮，勞民傷財，危害百姓，真是讓人痛心不已、扼腕不已啊！”

    孫奭亦有膽更有識，言辭不能說不懇切，不能說不忠心，滿腔熱血，深懷激憤，可惜真宗皇帝始終不為所動，依然我行我素。孫奭仍然不肯輕言放棄，他又上書言道，“臣身為人臣，因鼓動陛下制造祥瑞、假托鬼神而痛哭長嘆！”

    其實，大多數人都和孫奭是一樣的，即使是身為宰相的王旦，良心亦是難安。每有大型的祭祀活動，王旦都作為天書使，捧著天書在前面帶路。王旦明明知道這是在故弄玄虛，卻又無法表達心中的悲哀；有心揭開這場騙局吧，卻又畏首畏尾，顧慮重重，怕惹禍上身；有心請求退職吧，又覺得真宗皇帝對他委實不薄，無緣無故離去，不免覺得有點兒對不住真宗皇帝的一番情意，其實是難舍富貴榮華罷了。

    王旦心中愧慚，因此整天悶悶不樂，卻又不敢表現出來。回憶起當初李沆的忠告，心中對他越發佩服，常常稱贊他說，“李沆有如此遠見，真的是位圣人啊！”后來，王旦對此事頗為介懷，臨死前對兒子說道，“吾一生為官，自認為萬事皆無愧于心，無愧于人，只有天書一事，耿耿于懷，死亦不能贖罪。吾死以后，愧對列祖列宗，爾等當剃我須發，著僧衣入殮，吾羞于得列士流！”可見，王旦的內心是多么的痛苦。利用政權，作假騙人，不知始于何時，而王旦尚能有些許愧疚之心，等到所有的參與者都心安理得的時候，這個政權也就離滅亡不遠了。

    封祀對宋代社會影響極大，不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上賜功、推恩，大赦之類與封祀之事相伴始終，嚴重破壞了朝政。機構臃腫，行政效率極其低下。真宗皇帝變得好大喜功，沽名釣譽，極盡奢靡之事，上層機構腐化嚴重，政治亦趨向形式化。自此之后，宋朝亦從真宗皇帝封祀開始，逐漸走向衰落。

    張笑川眼見這一切發生，對真宗皇帝愈來愈感陌生，心中萬念俱失，心灰意冷，見鬧劇再次上演，正想掛冠而去，即刻退隱。這時，雷震天匆匆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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