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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不得不簡單提一下，文法吏和儒生的漫長斗爭了。

    后人都以為，科舉取士始于隋唐，但其實用文化考試選拔官僚的方法，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選出來人才，就是文法吏。

    這些人一般出身小地主或沒落士人，通文墨但不讀經史，而是專修法條、律令之類。通過考試之后，他們可以馬上執(zhí)行具體行政事務，所以在壓力拉滿的戰(zhàn)國時期，深受各國君主的喜愛。

    李斯、李悝、申不害等一批戰(zhàn)國名臣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最重用文法吏的，便是接受了法家思想的秦國，而秦王也在這幫高效嚴酷、崇尚嚴刑峻法、賞罰分明的文法吏的輔佐下，奮六世余烈，一統(tǒng)六合。

    當然，秦朝的滅亡，也跟文法吏過于嚴酷有關。別的不說，陳勝吳廣劉邦，都是因為耽誤了朝廷的期限，按律當死，才造反的。

    所以到了西漢，皇帝一面繼續(xù)重用文法吏治理國家，另一方面也開始將儒生引入官僚體系，來教化百姓，柔化統(tǒng)治，以避免重蹈暴秦的覆轍。

    因此漢朝的官僚隊伍，便分為對立鮮明的兩大群體，文吏和儒生。文吏依舊掌握著國家機器，儒生卻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壟斷了話語權和釋經權，漸漸占據了上風。

    及至東漢后期，名士集團崛起，士林輿論漸能操縱選官，施行幾百年的‘以能取人’的選官制度，變成了‘以孝行品德取人’。

    這下儒生便徹底壓倒了文法吏，壟斷了清流高官，只將那些事務繁巨、吃力不討好的濁官，留給文法吏。

    到了隋唐，皇帝設六學一館、分科取士，其實都是想扭轉這一局面，給文法吏一個出口。無奈已經轉化為文化貴族的世家大族，竟能將政策扭曲為只重進士科，讓儒士依然保持著對朝廷和官府的統(tǒng)治地位。

    儒家也隨著儒士的崛起，地位不斷的上升，最終在宋朝成為國教——儒教，到達了巔峰。

    宋朝的儒士非但徹底壟斷了官位，徹底將文法吏驅逐出官員隊伍，變成沉淪下僚、永無出頭之日的吏員。還要竭力抹去文法吏在歷史上存在的印記。

    好讓后人提起讀書人，就跟儒生劃等號，以為歷朝歷代都是靠他們治理的，歷史都是他們的締造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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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起先也這么認為，好在他身邊有人間清醒的劉伯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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