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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番話說的，頗有些誅心之意，但似乎好像大約也又說得通。

    至于真假、亦或者是否真的如此，那也實在不好說。

    總不能說，皇帝改科舉、興實學，就是錯的。

    站在一個“利益無關、只是信仰”的角度看，實學派覺得實學成為天下人人都要學的學問，從雜學提升到正學的地位，總是好的。

    當然，若是利益相關，那就另說。對先發(fā)地區(qū)興起實學后很多算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人，比如說實學前1000名的人才，真要是全國普及了實學教育，人口基數(shù)一上去，別說前1000名，只怕前一萬名都未必排的進去。

    若是朝廷直接廢舊學，而把空出來的蘿卜坑，全都直接考實學，那豈不是對現(xiàn)有的一些實學學生而言算是人人有官做？而現(xiàn)在搞成這種改革的模式，鋪開學堂和實學教育，那不相當于“卷”起來嘛——原本激進改革說不定能當個鄉(xiāng)長的，說不定只能當個小學老師了；原本只在這么點地方招人，本來能考入一流的如成均館之類的實學最高學府的，改革之后說不定就只能考到淮北鹽墾區(qū)的農業(yè)大學去學種棉花了。

    這都很正常，不是說學了實學、學了先進的學問，人就成圣人了。

    而均田派說的借勢為之，其實也算是借這種勢，借這種實學派想要把舊學派占的蘿卜坑都拔出來的心態(tài)，搞激進的朝廷改良式的改革。

    這本身，又和歷史上圣西門主義里的那一套東西很相近：把人分為三個階層，真正有能力學了真學問的理所當然是新時代統(tǒng)治階層的；占著茅坑不拉屎被認為沒啥用的既得利益的舊統(tǒng)治階層；以及老百姓。

    只不過圣西門主義的原始版本里，鑒于法國的情況，以及法國當時壓根沒有文官考試制度這種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東西，所以他劃出來的新時代的統(tǒng)治階層指的是銀行家、實業(yè)資本家、工匠、發(fā)明家、藝術家等等這些。

    而大順這邊因為存在紙張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科舉制度，故而這邊是把實學和舊學對立的，認為實學是理所當然新時代的官僚，而舊學是既得利益者早點讓地方得了。

    反過來那一面，對于傳統(tǒng)的舊學一派而言，實際上這些年過來，實學重而經(jīng)學輕的趨勢，明眼人都知道已經(jīng)不可避免了。

    舊的經(jīng)學科舉已經(jīng)走到頭了，很多人也已經(jīng)意識到了。

    但并不是說科舉背后的考試制度，走到頭了。大順現(xiàn)在沒有那么激進，或者說沒有那么被人把嵴梁骨都打斷了的絕望和徹底自卑，故而對于科舉背后的考試制度本身，還是有自己的認識的，并且認為這套東西是勝于別處辦法的。

    而“學校制”本身，至少學校這個東西，又是復古的。包括說當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復古的名號搞的學校制。

    讓那些以科舉為業(yè)的大部分鄉(xiāng)紳地主，多學點東西，這引起的反彈沒那么大——只要科舉制本身存在就行，至于考什么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說把八股，改成考背誦夷狄的圣經(jīng)古蘭，單就效果上那也沒什么區(qū)別。

    說句難聽點的，以前能進殿試的，千軍萬馬殺出來的智商和學習能力，要是自小學算數(shù)幾何物理化學，那也一樣殺的出來。

    劉玉早就說過，他不過近水樓臺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這也實在不是謙虛。

    搞學校制，在此時大順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變種，內核仍舊是考試選拔。

    科舉制有問題，但問題并不是考試制度。

    相反，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考試選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況，絕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選拔體系。

    只不過是考試的內容、學的東西不行。

    但問題是，學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撥款才能建起來。而大順現(xiàn)在這水平，顯然又不可能把學堂普及到鄉(xiāng)村。

    某種程度上講，大順現(xiàn)在搞這種教育改革，既相對于過去阻礙了階級間的流動性；也拉大了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差距；同時也會造成鄉(xiāng)村識字率的下降。

    這一點，是母庸置疑的。

    最簡單的來說，平民自耕農家庭，以前還能在村子里的私塾開蒙、識字。

    而要搞學堂教育的話，大順肯定沒能力村村都建學堂，仍舊是皇權不下縣，也就是縣一級普及了學堂，頂天就這樣了——如果大順朝廷不是瘋了，搞三餉模式加增助學稅的話。

    那么，這種改革，不觸動農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層管理等問題的話，地主鄉(xiāng)紳無疑是比較樂意的。

    因為本質上還是科舉。

    只不過科舉的內容改了而已，試題的內容變了。

    而且，地主鄉(xiāng)紳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實質上是考試優(yōu)勢也加大了。

    他們可能會出于“純粹意識”的反對。

    但在利益上他們得利，是以也鬧騰不起來多大的事，不會引發(fā)極為劇烈的反彈。

    實際上，這個改革的背后，還是均田派說的那件事：縣城以地租等強制的農業(yè)盈余為基礎發(fā)展起來，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舉改革，實質上是穩(wěn)固了這種縣城通過地租吸血鄉(xiāng)村的畸形模式。

    這種畸形模式是有問題的，而且是有大問題的。

    的確，大順在19世紀之前，手工業(yè)就是冠絕天下?？窟@種畸形的以農業(yè)地租盈余為基礎的工商業(yè)，靠著大順的體量，確確實實在19世紀之前的“工場手工業(yè)”時代，有極大的優(yōu)勢。

    都不用說此時，就是大明時候，松蘇地區(qū)隨便一個地方弄出來，不必佛羅倫薩等地的手工業(yè)差，甚至可以說強得多。甚至連達卡那種印度地方，城市規(guī)模也在歷史上讓克來武等人感到震驚。

    但這種模式的上限是很低的——上限也就是巴黎，愣生生吸血吸成了一個能對抗法蘭西的巴黎，搞得工商業(yè)也都是奢侈品為主。

    而現(xiàn)在搞學堂制改革，卻又不動最基本的農村、土地等問題，這就意味著這是在加重這種畸形發(fā)展，同時破壞了原本的鄉(xiāng)村政治士紳宗族等舊模式，而又沒有去建設個新的。

    打破舊的，是為了建設新的。

    要是不建新的，而又打破舊的，實質上會陷入混亂和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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