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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工廠主，他們必定喜歡，也會大加支持。”

    “于雇工，也可混亂他們，因著多血上火過剩之病而失業，正愁無業，這時便大談要碾碎小農和手工業者、要把內地做市場，他們多半會以為大有道理。”

    “即便一些死硬之輩，拿著托興國公之名偽書之義而反對的，怕也奪不回主導權。屆時，顯學之主導權，或者說，工業雇工等階級的主導權，便在扶植的那幾個喉舌手里，雇工也多半跟那些喉舌走，而不會接受那些死硬激進之輩的想法。”

    “如此一來……”

    李欗澹笑一聲，接著道：“開一省之鈔關、管制，用最‘進步’的政策，來反進步。”

    “你既要‘進步’，那朕就給你‘進步’。”

    “不要說什么子口稅、保護稅，便是連土地買賣、資本圈地、囤貨居奇、炒作糧價、坑蒙拐騙、放貸逼地等事，亦一概不管，就要最‘進步’，就要按照那些‘進步’之輩的口吻，碾碎反動的一幫。”

    “如此，不出兩年，其省必亂！或亂于白蓮、或亂于義和，其輩未必反朝廷，多半要扶朝廷、正朝政，而滅那些‘進步’派。”

    “天下風氣，必定為之一變。自興國公時留下的激進、進步之陰霾，也定散去，而轉保守。”

    “朕要先行科舉改革，便為此事。屆時，內地出身之官員，雖學的是實學，但豈能支持這等‘進步’？”

    “到時候，天下洶洶、必要反彈。又使小農工匠，記得城里無產雇工的‘進步’言論。”

    “日后即便城市雇工起事，小農與工匠記得當日之仇，必不肯幫。只怕心中還要想，這‘進步’不要也罷，著實可怕，城里人靠不住，還是靠皇帝的好。”

    “再招安那等起事之人，令其駐扎先發地區城市周邊，以防城市之變。新仇舊怨，豈不用心？”

    “如此一來，顯學何顯？”

    “驅散‘進步’，有甚于將小農和工匠打為反動的一幫之言乎？”

    “改良也好、均田也罷，日后便都出于朝廷、出于圣旨，而不是一個學派、某個綱領主導了。”

    “而工廠主等，見小農工匠起事之可怕，多半也要收斂，知道若非朝廷罩著他們，他們便要被掛在樹上。他們的軟弱性，朕早就見過，到時候又何愁他們不敢不聽話？”

    “若是大爭之世，工廠主需要朝廷的海軍、刺刀、大炮，去和別國的工廠主競爭，倒是容易聽話。只是如今放眼天下，外無敵國外患、又無能競爭的別國實業主，他們便很容易不聽話，那邊需要用國內的一群人來嚇唬他們，讓他們聽話。讓他們知道，若無皇帝，他們根本壓不住局面，如此方能讓他們乖乖來降，收起那些膨脹的心思。”

    “經此一事，工與農之聯盟，已不可能。工無農之援，形單影只、勢單力薄，若不依靠圣君天子以制工廠主，又靠誰來？”

    “雇工易收買，危機爆發時候，鼓吹‘進步’，鼓吹內地市場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內地的小農和工匠，他們必要上當，而不會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東進后再發展大工業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聯盟，分而化之，先把小農逼到皇帝這邊；然后斷其盟友、斬其內援、使雇工孤立，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再把雇工逼到皇帝這邊。”

    “如此，則效過去故事即可：過去周護小農、抑制兼并，但實則仍是與士大夫地主士紳治天下。”

    “日后也是一樣，名與義，周護小農、雇工。但實則還是與大資產者治天下。”

    李欗并不知道他說的這套東西的學名是啥。

    不過其實以后世的話來總結，其實就是“拿三加拉薩爾”這一套的反動封建社。

    這和大順這邊的“內外分治”的情況有關。

    內，是小農社會，頗類拿三時候小農普遍貧困、被高利貸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潰的法國。

    外，是財閥軍事貴族大資產者的社會，一如拉薩爾時的普魯士。

    小農問題，所謂大東進運動、均田、遷民，可以視作拿三的【論貧困的消滅】的大順變種。

    雇工問題，即所謂的【只要皇帝把自己從一個特權等級的皇權變成一個社會的和皇權，那么工階級就會傾向于把皇帝看作是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利己主義相對立的天然體現者】

    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劉玉的改革給大順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后遺癥——皇帝比雇工和小農，更早接觸到階級的這套東西和思考方式。

    而本身，反動社，又是罷黜百家之后社會的底色調。王莽改制，就是個高爐鐵、壟作法、畝產百十斤這等生產力水平下的空想反動社的社會實踐。

    偏偏，劉玉已經死了。

    所謂我注六經、六經注我。

    劉玉的那套話語，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把小農和手工業者，打成阻礙歷史進步的反動一幫；把農民起義，打成基于地產原則的反動的一幫。

    本身這套東西，就很容易搞成機械的經濟決定論。

    尹里奇也狂噴過這個問題，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否則只能形成……】或工聯、或工貴——典型的，就是愛爾蘭鐵路工人對華工的態度，沒人灌輸，反動至極。

    而大順這邊，還有個更蛋疼的“第一列強”很可能出現的“工人的貴族化”問題。

    比如李欗說的那種情況，真到危機的時候，先發地區的工人，會不會壓根不管內地小農手工業者的死活，為了自己有工作、掙錢，就要求打開鈔關子口、取消內地落后的保護、奪取市場呢？

    很顯然，稍微有人故意混淆，以反動的思想灌輸，扭曲“進步”的概念，再加上利益相關，那的確非常容易被帶歪了。

    而大順內地的情況，又無奈至極。

    大順拿到了南洋和印度這倆原材料產地；拿到了海運和水運優勢；拿到了日本朝鮮南洋東北的糧食來穩定先發地區糧價……

    內地，比如說紡織業，無論怎么樣都爭不過。這是必然的。

    不管是糧價、原材料價格、資本豐裕等等，全都爭不過，搞“重農主義、自然秩序”的結果，根本不會是什么競爭之下的蓬勃發展，能也只能是內地原本的手工業迅速破產，而絕無可能萌芽成長為大工廠。

    當然，你要說大順被人爆錘一頓，丟了印度、丟了南洋、縮回到本土。那倒是可能在江漢種棉花，或者說沒辦法了只好在江漢種棉花，然后江漢地區能成為紡織業中心。否則，不可能。

    只要不丟印度南洋，只要陸運還沒有能和海運比的能力，江漢地區就算建起來紡織業中心，也得破產完犢子，就這么簡單。

    現在江漢地區靠的是本省和川蜀市場，依托川鹽入楚的契機發展起來的。用的還是印度棉紗，就江漢那點紡織資本的力量，真要放開了，松蘇地區的紡織業大資本伸個小手指頭就能讓他再也起不來——都不用完臟的，比如控制印度棉紗等臟活，就市場競爭，湖北現在糧食自給都成問題，單單一個糧價，怎么和坐擁南洋米東北高粱和海運的松蘇比？

    就還是那句話：歷史上帝國主義，既瓦解了小農經濟沖死了手工業；也摁死了本國的資產階級。所以才說他們既舉左手、又舉右手。

    而現在的情況不同，他們壓根沒必要舉起右手反帝。

    并且大順不能往歐洲那種支離破碎的國家上套，只能用“天下”、“大同”的思想來解決。一個此時世界人口五分之二、工農生產總值世界一半還多的東西，能用歐洲那一套國家的概念去套嗎？

    既然說，只能用“天下大同”的這種超越了支離破碎的小國的概念來解決大順現在的問題。

    那么也就意味著，大順的問題解決起來太難了——歷史上從一千八百四十年往后百年的英豪里，有為民族的、有為反侵略的、又為洗刷屈辱的、有為反滿反閻羅妖的……這些在原本歷史里的屈辱史中，都可以站在一起，至少可以同路走一段。

    而此時的大順，要天下大同的，只能自己走了，連同路人都找不到了。

    這也就給了李欗一個機會，一個真有可能在“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的死局中，找一個抓住一線生機的機會。

    而這個機會，在李欗看來，就是這一次使節團帶著劉玉尸骨返回途中的見聞——法國要亂、歐洲要亂、印度要亂、甚至一些情況看來南美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也可能要亂，大順先發地區可能會爆發一場生產相對過剩的大危機。

    而一旦危機爆發，可能承載這么大規模的生產過剩的地區，整個地球上似乎也就只剩下了大順內部地區那兩三億人了。

    這會讓原本大順的“對外擴張滿足新興階級的饕餮、達成妥協不要對內擊碎小農經濟”的平衡，破掉。

    當然也不是說不能解決。

    其實還是有解決之道的。

    不說治本。

    只說治標，或者延緩危機爆發。

    比如，資產階級們出錢，移民、遷民、利用北美澳洲的幾十億畝土地，創造出一個兩億人的大市場。

    但顯然，他們肯定不會干的。

    人要是移過去了、市場有了，讓他們再投資賺錢有可能。

    可要說出錢移民、出錢發展生產力和商品交換潛力，他們是不可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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