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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確實也出現(xiàn)了不少事故，單單是兵部就鬧過不少笑話，比如尚書丁潤的奏章，如侍郎楊志過于苛刻兵員訓(xùn)練，下朝后被堵在路上討要說法，如侍郎魯達就因飲酒誤事，已經(jīng)被罰俸一年，下次再出類似的錯誤就要降職……

    但他們確實在適應(yīng)在改正，而且真有無法勝任的，也重新調(diào)離安排，并非一成不變。

    現(xiàn)在隨著一項項改制的進行，即便是前朝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認(rèn)，這些臣子已經(jīng)不再是曾經(jīng)的粗劣之人。

    裴宣的《燕律疏議》就是實例。

    這顯然參考了唐律，比如每條律法都是簡明扼要，又重細(xì)節(jié)，同屬于一個罪行，會因為其犯刑的輕重程度，給予不同的量刑，并不一桿子打死。

    同時留有余地，言明歷朝都該根據(jù)不同的社會情況加以補充，不必一味遵循舊律，但定罪不可變，不能為了權(quán)貴階層逃避罪責(zé)，將某些罪行合法化。

    而律法的設(shè)定，還是為了讓人們避免走上非法的道路，語言的精煉準(zhǔn)確，對法律的傳播起到了良好的開

    端，法律條文不能彎彎繞繞，要力求上到王公貴胄，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讀懂其中的含義。

    如此立法的方式，使得百姓的法律意識增強，知道尊重法律，即便受到冤枉也會先訴諸于法律，尋找正統(tǒng)的解決之法，而不是一味的公報私仇，令公權(quán)喪失，如此才能社會安定。

    但最令臣子駭然的，莫過于燕律極其重視“公平公正”，甚至明文加上一條，“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這其實是難以實現(xiàn)的，正如法家的“法”，并不是法治，而是為了約束被統(tǒng)治者，集權(quán)于上，剝削于下，古代的律法別說對于九五之尊，對于權(quán)貴階級的約束都太小了。

    所以它更多的是表現(xiàn)出一種以身作則的態(tài)度，走不了依法治國之路，但仍舊要盡可能地約束權(quán)貴階層，從九五之尊開始。

    聽完《燕律疏議》后，之前為衍圣公求情的群臣，頓時沒了聲響。

    君上為了給孔圣人之后定罪，都讓自己與庶民平等了，再加上近來受牽連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還能如何？

    蔡京宣讀完畢，裴宣退回，殿內(nèi)靜默。

    李彥俯視群臣，想到了明朝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緒。

    那是自小聰慧的神童，十歲時入京見駕，應(yīng)對得體，頗受堡宗的賞識，“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結(jié)果到了成化年間，這位二十二歲的衍圣公在曲阜胡作非為，連閑散言官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聯(lián)合對其進行了彈劾。

    最后罪名查出，“非法用刑，女干Yin樂婦四十余人，勒殺無辜者四人”。

    二十二歲啊！

    而且查出來的是這些，真實罪行只可能多，不可能少。

    明憲宗勃然大怒，下旨將孔弘緒“械至京理問”，這下算是捅了馬蜂窩，士大夫立刻炸開了鍋，一再求情，但三法司對罪行進行反復(fù)商討后，由于過于觸目驚心，還是給出了“坐斬”的判決，可惜迫于文臣壓力，終究不能將衍圣公斬首，最終開恩將其“革職為民”。

    毫無疑問，這位一介白身，日子依然過得逍遙自在，更夸張的是，后來隨著文官勢力愈發(fā)強大，居然又有人提出此人已經(jīng)“改過遷善”，請求讓其官復(fù)原爵，這個離譜要求沒有被完全滿足，還是恢復(fù)了冠帶，意味著不再是平民，之前的罪名一筆勾銷。

    從某種意義上，這是打孔子的臉，因為所作所為與儒家的“德”與“禮”完全是背道而馳，但所謂孔圣真正到了后世，也是一個符號，文官勢力越強大，衍圣公越是肆無忌憚，必須有特殊待遇，不想有也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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