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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馬兒跑又不要馬兒不吃草，正好可以闡明明朝中后期官員們的俸祿。

    明代官員日常開支到底需要多少錢？

    明人李樂《見聞雜記》的記載，李樂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并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余。

    這或許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內。

    可見，一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余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余兩銀子。

    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

    若是在京城，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

    據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將近100兩銀子；

    若是不加節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

    又據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致需要花費銀子50兩。

    很多人以為一入仕途，即可致富發家。

    其實并未盡然。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同樣開始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

    明代官員的貧富分化，顯然取決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與小官之間，生活境遇迥然有別。

    由此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家庭生計的兩極分化：一是家計富厚。

    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在松江府的官員群體中，如布政司參政宋愷、御史蘇恩、主事蔣凱、員外郎陶驥、主事吳哲，家中均積至十余萬。

    家資高達10余萬兩銀子，顯然已是相當富厚。

    即使新中的進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場趨奢之風，紛紛過起了奢華的生活。

    這些官員大多已經相信，奢華的生活可以通過日后的官場生涯得以維系。

    換言之，官員的身份可以換取富厚的生計。

    二是家計清貧。

    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確乎有不少人的生計，仍然處于一種清貧的狀態。

    明代官員家庭生計，并非一概是朱門酒肉臭的景象。

    據談遷《北游錄》記載，崇禎朝的內閣大學士薛國觀，稱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極。

    但他被抄家時，所抄沒之財，不過“六百金”，亦即區區600兩銀子。

    此外，薛國觀居住的房舍，客廳只有三間，居室也不過四進而已，而且均是“世產”，即祖上傳下來的房產。

    又如，東林黨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戶普遍接受富戶詭計的風氣下。

    卻從不接受他人投獻、詭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僅有田25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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