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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后，她到北京時總來看我，還在我家住過。她的儀態仍然與那時一樣，總是很文靜地對我談一點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繼全國作協的批斗大會后，在全國婦聯召開的一次批斗我的大會上，我望見她了。我為她很不安了一陣。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為我非常非常的難過，可是這時她無法對我表示同情，也無法安慰我，分擔我的憂愁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聽到她已經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為人，想到她曾為我分擔苦痛，她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個有非常美麗靈魂的人，是一個好人，我一定還要寫她，將來有時間，我一定要任情呼喚你，方令孺同志！

    二十 母親呵，何時再見？

    母親完全不像以前的母親了。記得我小時候，不管她經受了多么大的挫折痛苦，她總能保持她的那種意氣風發的神態。她沖破封建習俗，入學讀書，勤奮好學，抱負遠大，以救國為己任。我弟弟死后，她從絕望中努力自拔，四處奔走，為貧苦人家子女辦工讀學校。“五四”、“五卅”運動時，她熱情澎湃，帶領學生教員去大街講演。我有時也曾看見她煩悶過，甚至唉聲嘆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奮身振作。我們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體貼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她為大勢所迫，難舍難分地離開了心愛的學校，但仍是滿懷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與我們同游西湖，飲酒賦詩，似乎是一個完全不知憂愁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頻陪她都覺得自己的精力不夠用。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后，我送麟兒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強打精神，把死訊隱瞞著，騙過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擔起撫育幼兒的責任。但現在，我看見的母親老了；不只年齡、面容老了，而且心情顯得寂寥，似乎同我隱隱有點距離。為什么她從來不問一聲也頻的事呢？她什么時候知道他犧牲的消息的呢？我壓根沒有告訴她，她也從來不問我。現在我們身邊多了一個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問；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認識，而無須打聽。我想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她不問，我便也不說，我們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都怕碰著這些充滿苦澀的現實。媽媽呵！你叫我怎么向你說呢？我知道你看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會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么全告訴你，你會更痛苦。你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無條件地支持我；而現在我卻連累你，把你拖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叫我怎么說呢？母親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個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們在那里等她。她參加了一個什么會，又作氣功又治病。媽說她對世界，對人類都不能再有什么作為了，于是她學氣功，學治病，扶困濟貧，總還有點用處。我心想這也許是一個搞封建迷信的會道門。但母親堅持說這不是迷信，她是把這當成科學來認真學的。她承認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腦筋，迷信，可是她是用這個方法來修身養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學深一點；她應許我一百天以后再回來看我。我只得讓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黨的關系，但又覺得她是辦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只認得王會悟，而王會悟這時已隨李達去了北平。我把這話忍住沒有說出來。我只要求她一定回來，因為我實在希望她能把孩子們帶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來了，在上海只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沒有住上二十天，便無論怎樣要返回湖南。她說家里還有許多未了之事，來時也只打算把孩子交給我了就回去的。現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氣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帶出來的那個女傭人想家，也吵著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們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牽牽絆絆的雜務、人事完全棄之不顧的，她還需要生活。但現在就要她帶兩個小孩回去，的確是太難了。不過孩子遲早一定也要走開的，我不能讓孩子困住我。我現在要用孩子和媽媽，暫時留在南京作為人質（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希望和安排的嗎？），換得敵人對我的疏忽，松懈對我的防范。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遠走高飛時，我一定要想辦法預先安置他們，讓他們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個安身之地，那個簡陋的窠還是很重要的。我現在是再無別人可以依賴的了，歸根結蒂還是只有母親呵！這樣，我只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帶著那個女傭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親愛的媽媽，你一定要回來！我們何時再相見呢？

    二十一 苜蓿園

    十一月初，馮達檢查身體，醫生說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臥床平躺休息，還要吃有營養的食品。那時治肺病沒有什么有效的藥，只是用鈣片把病灶包圍起來，讓結核區逐漸縮小。這樣，他請假在家，一天到晚無聲地躺著，很想回老家廣東去，但又說不愿在此時此境留下我獨自受困。我卻打算從此分手，帶著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國民黨不準我自由回湖南，現在又怎會放虎歸山？如果提出來被拒絕，那就不如仍然暫時不提。可是這日子怎么過？麟兒思親，整天懷念剛離去的祖母；嬰兒缺奶，日夜不斷地啼哭。我自己向來是天涯游子，從來沒有操過家務。現在困住囚籠，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樣安排？再求我母親出來，一時是不可能的。馮達已經垮了，對我也是負擔。他認為他在國民黨人的眼里是一個小人物，無足輕重。既然病成這樣，就可以釋放回家，頂多再由家里具一個鋪保了結。可是他總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這里受罪，心里覺得慚愧，只好拖過一段日子再說。

    這時姚蓬子接受國民黨給他安排的差事，到蕪湖去編輯《蕪湖日報》。這報是國民黨辦的，他去當主編，卻沒有實權；他原也不是搞報紙編輯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聽話，俯首帖耳跟著國民黨。因此他不愿帶妻子兒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錢，和妻兒兩地生活，自然花費要多些。我同樣也感到經濟的拮據。馮達治病，要花錢，小孩雇奶媽，也要花錢；我又不會操持家務，從沒有管理過家庭錢財。這樣我們兩家都愿意節省開支，合伙吃飯，減少用人，日用開銷都由姚蓬子老婆經營；而且他們夫婦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個比較僻靜的新造的兩樓兩底的屋子里，租賃了樓上的三間。姚蓬子的妻子帶著孩子住一間大些的兼吃飯。馮達一個人住一間小些的養病。我帶孩子們住另一間。房子很擠，但房租便宜多了，這時，我總想躲開人，越遠越好。在這里過了幾個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氣好，想法要搬到城外鄉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國民黨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終于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園。我想隱居在這城外的陋巷，暫度時光，以后再說。

    苜蓿園坐落在中山門外一個小村莊里，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時認識的。那時他同曹女士初戀，曹女士與我同在一個補習學校。二五年春季，我幾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們那時都沒有黨派關系，都崇拜魯迅，都渴望自由，都對將來滿懷希望。大革命失敗后，不知怎么搞的，他們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對他們選擇的道路有些不滿；而他們也認為我過于驕傲，我們就疏遠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終沒有斷過聯系。我們不談政治，不觸及我們或許有過的分歧，我們保持著一絲舊誼。這時我需要有人幫助，便設法找了他。他那時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已經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愿意幫助我，便在中山門外，找到這幢五間房的茅屋，茅屋周圍有些空地，竹子圍籬。屋子小，質量不高，房租也不貴，有點像隱士的居處，恰合我意。正房后邊還有兩間灶屋。我和姚蓬子兩家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進去。左恭從來沒有來過我這里，我卻兩次去找他。他對我的思想、打算、處境從不詢問。我對他的生活也不調查。但我相信他不會害我，事實上他也總是愿意幫助我。如果我還有什么事要求他，他會為我奔走的。但自然對于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我什么也不會告訴他。后來我們便沒有來往了。新中國成立后，我聽到過有人談起他，說他在抗戰前就同“我們”，同我們地下黨有些聯系，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他來看過我一次。我們相對坐了一會兒，都沒有把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想問的事問一聲。大約覺得我們相近過，也互有了解，卻長時間隔離得太遠，好像霧中山水，總有點朦朧一片，須要問的太多，就又都克制住了。后來當我回憶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磯，馬車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著的情景，我曾后悔，我是應該多了解他一些的。我們為什么談得那樣少，特別是關于我們的政治經歷和思想見解。現在想起來，可能是我們都不愿因為曾有過的分歧影響那脆弱的友情。我們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卻又因此使我們有所隔離，反而只剩下一點空虛和淡漠。

    二十二 傷寒病

    苜蓿園像荒村里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蟄居在這里，似乎應該打掃塵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來，然而我心里整日翻騰，夜不能寐。在春雨綿綿的時候，在夏蟬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獨自佇立在屋檐下，仰望云天，輾轉思謀，下一步棋該怎樣走呢？母親終于又來了。她是無法拒絕在困境中的女兒的請求的。馮達病假超過半年，不能再領工薪，他是我的負擔，精神上的、物質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為我還可以借助他。我把他安頓在后邊的灶屋住，隔離開來。現在他的作用，只是讓國民黨人看來，我還是不忍棄他于不顧。他也只表明他的無可奈何勉強陪我度過這難熬的歲月。表面上我們還是夫妻，他的存在，還可以掩護我，讓國民黨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沒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當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時候，我感到我的身體無法支持。不知為什么我每天下午發燒，時間長了，人沒有一點精神，疲累不堪，我懷疑是不是我傳染上了肺病。我去醫院照了片子，但沒有結果。這個醫生這樣說，那個醫生那樣說，吃了一些藥，毫無效果。就這樣每天繼續發燒。我先還瞞著母親，一人放在心里著急。后來病越來越厲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頭痛腦脹，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擔憂。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將怎樣呢？各種各樣的想法，啃著我的心。我已經受盡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好像對我倒是一種解脫。人世間任什么我都可以不留戀，都不牽掛，母親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丟掉。但我只有一樁至死難忘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黨里去，我要向黨說：我回來了，我沒有什么錯誤。我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什么條件下都頂住了，我沒有做一件對不起黨的事。但我知道，由于敵人散布的謠言，現在我處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著，無法為自己辯白，洗清傾倒在我滿身的污水，我還陷在深井里。這樣又拖了一個多月。病毫無轉機，我只得向母親說：“媽！我得花一筆錢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替我治病。聽說這個主任醫術高，只是非常勢利眼，對頭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細，對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媽媽，我得設法弄錢。可是從哪里來錢呢？只得向姚蓬子暫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應的，他父親有錢；不過一定得還他。你看你還能從家鄉想點法子嗎？”我母親看見我的態度認真，感到事態嚴重。她擔心地說：“你自己的病你自己應該清楚。你自己做主，該怎么辦就怎么辦。我的為人，你是了解的。我一生都不求人。憑我幾十年在家鄉的一點信用，幾百元錢還是可以張羅得到的。你千萬不能耽誤，先借點錢，治了病再說。”我小的時候，父親病重時，母親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飾、古玩、家具全都賣了，替他請醫買藥。父親死后留給她一筆一筆大大小小的債務。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變賣得干干凈凈，還清債務，只剩下一擔兒女壓在肩上，離開故土，到縣城里自力更生，以小學教員的微薄薪金養育我長大。后來我能寫作拿點稿費，卻因自辦出版社虧本負債，最后還是她寄來三百五十元償清債款。這兩年，我自然更沒有分文能給她，在湖南鄉下，麟兒就全靠她雙手撐持，我連問都不敢問他們是怎樣熬過來的。現在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別無辦法。母親幾十年來省吃儉用，節衣縮食，把什么都耗在我這個孤女身上了，我什么時候才能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場！？媽媽呵！這是由于我的不孝嗎？是你的命苦嗎？你是那樣熱情地以助人為樂，那樣胸懷坦蕩，把痛苦踩在腳下。我是你惟一的女兒，我什么也沒有給你，卻總是拖累你。我一定要學到如你那樣堅強，我要活下去，為人民作事，對國家作貢獻。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個人應該承擔的負擔再交給你，我應該洗清自己，還你一個干凈的女兒。那么，好吧，讓我先治好病，然后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親愛的媽媽，我應該無所畏懼了！

    第二天姚蓬子從蕪湖回來。我請來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就診。他顯得很有把握似的說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療。我住進了二等病房，單間，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兩百元住院費。果然，醫生、護士川流不息地來到病房。主任說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電療，又打針。可是仍不退燒，熱度有增無減。白天，我燒得認不清人，方令孺來看我，守在我身邊，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于用冰涼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較清醒。我按醫生說的，臨時雇了一個保姆守夜，她為我全身按摩，這樣我才感到稍安。我心里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么痛苦，全無所感覺，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禱告著：“我不要死呵！不能死呵！天可憐見，讓我活下去呵！”我注視著窗外，萬籟俱靜，我揣測著明天，盼望有一個好天氣。

    就這樣，我盼望著，拖著，人消瘦了，滿頭的頭發脫光了，但卻慢慢活過來了。內科主任說得的是傷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內科主任把我救活的，還是我自己逐漸好起來的。我住醫院的錢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該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園。苜蓿園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暫時棲息的地方，也是我將重新起飛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個冬天完全是母親一個人撐持著熬過來的。她現在無心給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談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一心一意照看我一個人，這個她從小帶大的惟一的女兒。她已經是一個老婦人了，又離開了故鄉故土，對別的都是無能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她已沒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堅定的耐心，頑強的沉默，讓我相信她還是可以把擔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后的一點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攢了五六年，為麟兒存的一筆零存整取的定期儲蓄，計劃十五年后一次可以拿上幾百元，這是老祖母最后苦心為她可憐的孫子一點一滴省下來的血汗錢。這時一共也才有二百來元。我一起拿來還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錢收下了。他問我是否愿意化名寫點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蕪湖日報》發表，可以多給我稿費，度過這艱難的日子。我推脫說，日子可以過得去，拒絕了。我心里想：《蕪湖日報》不是國民黨報紙嗎？我現在落在國民黨的陷阱里，在敵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姚蓬子編輯的國民黨的報紙上寫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動，甚至是有革命傾向的，當時我的感情也決不允許我在國民黨的報紙或刊物上發表。我想革命者發表文章，唱歌，演戲……總應該分清在什么場合嘛！化名是騙人，也是騙自己。欺騙總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我如果要寫文章，一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國民黨的報紙刊物上發表。過去生命可以不顧，堅持過來，目前這一點困難卻不能忍耐熬過嗎？冬天雖然寒冷，是可以熬過的，過了冬天，就該是春天了！不會沒有春天的。我就像一條死而不僵的小蟲，帶著兩個小孩，在慈母的懷里，再熬過這個冬天吧。

    二十三 春暖待花開

    首蓿園是不會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卻依然波濤洶涌，激奮人心。我在床上讀到報紙，看到“一二·九”青年學子的進軍，我的心隨著大隊滾滾前進。我要躍起，要飛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里去。但是目前我的處境，我該怎樣呢？我沒有忘記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樣才能逃出這四壁鐵墻似的囚籠？逃出來了又到哪里去？哪里能夠安生？哪里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樣才能成功？才能萬無一失？我反復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動，黨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著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寫文章。我本來是寫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過自己的文章，發出信號，于是我努力振作起來，拿起擱置了兩年多幾乎生了銹的筆，我沿著自己的創作路子，用心用意，寫了《松子》，接著是《一月二十三日》、《團聚》等。《松子》發表于蕭乾編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的副刊《文藝》。《一月二十三日》發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葉圣陶主編的紀念開明書店成立十周年的專輯《十年》。《團聚》發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一卷四期上。《文季月刊》和蕭乾主編的《文藝》都是以魯迅等左翼戰士為支柱的。葉圣陶從二十年代起，長期來一直都是站在民主革命的一邊，在復雜險惡的環境里，始終潔身自好，忠實地維護革命。他們都是中間偏左，與反革命的國民黨是絕不調和的。國民黨也討厭他們，不會放松他們，但知道他們并不是共產黨，不得不表面上緩和一點，寬容一點，以裝潢他們的反革命的猙獰面目。

    第二步，我稍稍開了一點門。老朋友譚惕吾來看我了。當年她雖是國民黨黨員，以國民黨員的面貌來看我，卻仍然保持著一九二四年時對我的純真的愛護與關心。她告訴我，聽說我被綁架后，她曾經四處打聽我的消息；她明說國民黨對我是不會寬容的，曾想殺我滅口。只是因為有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沒有敢動手。沈從文也來這里看我了，但我們兩個人的心里，都隱隱有一點芥蒂。原來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綁架后，社會上傳說紛紜，國民黨卻拒不承認。左聯同志不能出面，為營救我，想方設法托王會悟和他商量，擬用他的名義，把我母親從湖南接到上海來，出面同國民黨打官司，向國民黨要人；因為他同我母親也熟。一九二九年我們兩家曾經同住上海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他同他的母親、妹妹住三層樓，我們和我母親住二層樓。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這次我被綁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日，沈從文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為《丁玲女士被捕》，抗議政府當局的非法，為我鳴不平。文章發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52號、53號合刊上。但發表時，刊物主編胡適寫了一則附記，說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對上版了，今日得著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并無其事。此間凡關于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使我們很放心。因版已排成，無法抽出此文，故附記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適，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大有來頭的更正，沈先生這時回信給王會悟說，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沒有來往了。此后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范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范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并在我母親面前說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直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里卻有點難受。我對這個人的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種風風雨雨的浪濤里，他向來膽小，怕受牽連，自是不必責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諒他。只是再次見面時，總有一絲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點不自然，他現在來看我總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應該感謝他的，只是我們都沒有敞開心懷，談得很少。他見我在一場大病后，身體沒有復元，勸我做點事，弄點錢，養息身體。他說，如果我愿意的話，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說，請他幫忙。王世杰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我自然不會同意去國民黨的教育部做事，我謝絕了這番好意。

    跟著翻譯家高植也來了。蕭乾也來了，他是為《大公報》的“文藝”拉稿子的。現在表面上我有了點自由，我可以自由會客了。但實際上，我只是為著要飛出去，希望要找到我想找的人而制作的一些煙幕。我希望我能給人一點印象，在國民黨的眼中，如今我真的成了一個順天知命的人、侍奉老母的孝女，安心于有一個可以茍安的窠巢。我以這種姿態迷惑敵人，松懈敵人的防范，然后我才有可乘之機，才能遠走高飛。那么暫時就讓一群不理解我的人，甚至是不可能理解我的人，好心也罷，壞心也罷，去猜測，去胡言亂道吧。

    這時，我得到一個對于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達夫婦的消息，他們于一九三三年遷居北平；現在李達仍是一個著名教授。果真如此，我可以從他那里找到一條縫隙了，這條縫隙也許能透出一縷陽光，真是太好了！

    李達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建黨時一大的代表。一大最后一天的會議移在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便是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聯系布置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他曾在上海聲明脫黨，不參與政治活動，而專門從事馬列主義的學術研究。他翻譯論述惟物辯證法的專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學者。一九二二年我在黨創辦的上海平民女校讀書，曾是他的學生。那時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以后我在上海，與他們夫婦過從甚密。一九三一年胡也頻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他雖然不倦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但對黨內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風，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過去我們談話時，他曾幾次勸我和也頻只從事文學創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渦。我們沒有聽他的，一個犧牲了，一個又陷進牢籠；但他始終是而且經常是照顧我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一個嚴肅的、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平時，還常有個別黨員同志去他那里。因此，現在我認為如果找著他，便可以從他那里找到與黨聯系的機會，我要立刻與他們通信，得到回信后，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親和孩子們回湖南。這時，我不能把我的全部打算對母親說。但母親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么都不說，好像命運已經這樣安排定了，她情愿挑著這副重擔，我的一對兒女，勇氣十足地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是的，即使我什么也沒有說，她也不問，但她察言觀色，能夠體會到女兒的痛苦，女兒的向往，而且勇于挑起重擔，與我分擾。她在一九三七年收到我從延安寄給她的信后回信說：“我知道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會舍棄我們這個小家的。”多好的母親呵！我把當時幾篇文章換來的稿費全給了她。她來信讓我寬心，說她的摯友蔣毅仁可以照顧她。蔣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視和排擠的，因此她長期獨住在常德。母親便住常德忠靖街蔣毅仁的房子，可以不付房錢，而且還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幾間的租金，每月挪來作家用。這幢房子是用我母親的名義、實際是她的女友蔣毅仁平日一點積蓄買下來，為自己養老送終作準備的。母親告訴我這些，是讓我知道，在困難中，在戰亂的年月，蔣毅仁對她、對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誼。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我把母親接到北京，毅仁不愿離開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費給她，直到她離開這個人世。

    二十四 今天是我的生日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綁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我從沈岳萌（沈從文的胞妹）處要到一張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時她在南京鐵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張二等臥車廂的免票。這種免票凡是鐵道部的職員都有，不論旅途遠近，都可以乘坐。同時我去信給李達夫人王會悟，告訴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們。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會悟的打算，說大約兩個星期可以回來。我還假意托他們好好照料病中的馮達，但是我沒有告訴他啟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這事報告了國民黨或怎樣報告的，我都不知道。這天譚惕吾、方令孺恰巧都來看我，看見我情緒很好，都詫異地問我：“有什么高興的事嗎？”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這一天曾經是我的死日，現在又變成是生日了。”她們始終沒有弄懂，還以為真是我的生日。

    大約就在一兩天后，我一個人悄然地離開了苜蓿園。我帶了幾件換洗衣服，裝在一個普通的麥秸編織的提包里。走到路口，我回首望了望這屋子的茅草頂，也許就要同這間屋子永別了，同這三年來的痛苦永別了，我可以找到黨的關系了，我可以開始新的生活了。我壓制不住心的跳動，真以為自己長高了一截，腳不是站在地上似的。

    我剛走到中山路口，準備乘公共汽車，斜路忽然走出來一個人，順手把我的提包搶了過去。我大吃一驚，轉頭一望，原來是韓侍桁。韓侍桁是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時認識的。那時左聯常派自己的盟員去大專學校講演，在學校建立左聯小組或左聯領導的文學研究會，我和韓侍桁曾有幾次一道去；我還去過他的家。后來不知道為什么他離開了左聯，仿佛聽到過有人傳說他的壞話，但不很確實，我只能將信將疑。這時他在南京正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翻譯一本《十九世紀歐洲文學》（大概是這樣一本書，書名記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園后，他跟著姚蓬子來過一次；這年春天，來得多了幾次，暑假中還問我要稿子。他說他打算編輯一個雜志，定名《今代文藝》。他表明，這個刊物是另一個左翼刊物《文學界》的外圍，是接近于周揚等一群人的。我那時與上海文藝界完全隔離，只知道周揚是左聯的一名成員；《今代文藝》果真是傾向他們那就可以給他們稿件。因此我給了他一篇短文，《八月生活——報告文學試寫》。文章后來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今代文藝》。九月刊物便被查禁了。但這時，我正要出走的關頭，他忽然出現在我的身邊，不能不使我嚇了一跳。因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傾向和政治身份。看他平日對我的言論，好像他只專注于他的翻譯；但在我腦中也曾有過一個問號：他搞翻譯何必要住在南京呢？除了和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關系外，他究竟還有什么別的關系，我是摸不清的。這時我有一點慌張，我忙說：“我要到火車站去接一個朋友。”他笑了，說：“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還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說：“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搖頭，不將手提包還我。正在這時，公共汽車來了，我要上車。他推著我上去，跟著他自己也跳上車，還說：“我陪你同去。”我真沒有辦法了。車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審視他，而且惶恐地思索著，難道他是一個壞家伙，是國民黨養的一條狗，他是在跟蹤偵緝我嗎？如果到了火車站，他發現我并不是來接朋友的，他會不會把我交給警察，交給國民黨？他會不會……我只得鎮靜地對他說：“你真聰明！我不是去火車站接朋友，我沒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達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訴他兩個星期就回來；他答應我不聲張出去。你怎么樣？我希望你也不要聲張，聲張出去對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還會引起麻煩。我兩個星期就回來。馮達一直病在床上，等我照顧呢。”他不再說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車，我才勉強放下心來。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臨上車前一刻，他忽然又帶來一個高個兒男人，并把我介紹給那個人。那人非常高興地伸出手來，自己報名說：“我是王昆侖。你去北平嗎？我也去北平，我們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車，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膽，心不在焉地同韓侍桁告別。汽笛一聲，我走進二等臥鋪車廂；望著車外朝后方退去的景物，惘然地倒在鋪上。為什么我這樣倒霉，這樣多難？北平之行的前途將是怎樣呢？

    二十五 火車上的邂逅

    誰都知道，王昆侖在國民黨是一個高級人士，是大人物，想當然是國民黨員。我知道他正在同我過去的好朋友曹孟君女士談戀愛。我向來不喜歡談論關于別人私生活的事；而且因我近年的處境，他和孟君的關系，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但我現在卻怕他。怕什么呢？他這個國民黨的高級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蹤，會不會破壞我的計劃，使我功虧一簣呢？我將怎樣敷衍他呢？自從曹孟君在南京任職后，我們的友情就逐漸淡薄了。一九三一年，為營救在龍華獄中的胡也頻，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里，我覺得她比較冷淡。她原是一個熱情的人，也是事業心很強的人，為什么變得這樣冷靜、淡漠？也許是因為生活的變化引起了感情的變動。不過，這只是些小事。問題是：現在在重要的關口，我遇見了她的新朋友，是國民黨的一個著名的高級人士，我將怎樣對待呢？

    我正輾轉思慮，不知所措的時候，車廂外面有人敲了兩下門。我趕快坐起來，出現在門口的這位瘦高個兒正是我擔心見到的人。這時他顯得非常隨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車去吃晚飯。我只得隨著他走進餐車，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那時餐車都是吃西餐，價錢很貴，就餐的人很少。我們一邊吃飯一邊閑談。王昆侖很健談，同我談高爾基，談果戈理，談托爾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歡讀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讀過似的那樣熟悉。我慢慢竟忘記了我當時的處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我也忘記了孟君曾對我的冷淡，忘記了他是孟君的新的愛人；又好像我過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侖熟一樣的。談話中他好像在為我設想似的，說：“你要做高爾基是困難的，因為你沒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為果戈理，你可以寫官僚社會，我就是一個官僚，我還可以介紹你許多人物、許多官僚，許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階級的生活……”自然，我不會聽從他的，走進他的官僚階層；但他的表情，他說這些話時，那種坦然，率直的神情，卻是很吸引人的。

    我們已經吃完了這一頓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記了剛見面時的那種擔心，局促與不安，覺得餐車上的飯菜真好吃呀，當我們喝最后一杯咖啡時，王昆侖仍像一無其事的樣子，指點我看看稍遠一點的餐桌。不知什么時候，那里坐著四個人在喝酒。王昆侖說：“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見報了。那四個人里面有一個《晨報》的記者。”他說話的語調很平淡，好像在說一件極不相干的小事。我卻幾乎跳了起來：“那怎么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侖又輕松地說：“我可以對他說：要他暫時不發這條新聞。你不是在北平停兩個星期嗎？我告訴他過兩個星期以后再發。報紙會把這當著一條重要新聞，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請早點對他說吧。最好不發新聞；一定要發，就晚一點，越晚越好。我有許多說不出來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后，王昆侖還特意到李達家里來看我。我雖然感謝他在火車上表示的對我的關心，也很愿意聽他談話，但又總存有一分疑懼和戒心。兩個星期后我回到了南京，他又與他的妹妹王楓同來苜蓿園，那時我就不想多敷衍他了。后來，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延安時，馮雪峰從上海回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我見到他，同他談到王昆侖，他說那時他同王昆侖便已有聯系，說王昆侖同我們的關系很好。這些關系真把我弄糊涂了，我一時什么也看不透，什么也不理解。難道真是這樣？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在《魯迅研究動態》看到樓適夷寫的《為了忘卻，為了團結》一文的附注，才知道，果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間，在上海潘漢年那里，他們就已經互相認識了。全國解放以后，我曾很想和王昆侖詳細談談那時的生活，但一直沒有機會和他敘舊，問清這些似乎是很難理解的謎。八四年二月在北京朗誦藝術團舉行的一次晚會上，我又遇見王昆侖了。問他這段往事，他說：“是的，那一年我同你乘同一趟火車到北平的，可是許多事都記不清了。”我真感到遺憾，但已沒有法子了。直到八五年他逝世后，從他的生平介紹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是一名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了。王昆侖同志，現在我就用這一段文字來紀念我們在那次北上車廂里相遇時的同志式的友誼吧。

    二十六 探索

    這天清晨，我在前門車站雇了一輛人力車，趕到復興門宗帽胡同三號。我跨進大門，直奔外院的北屋。王會悟剛從床上起身，還沒扣好衣服，一見是我便大叫起來；她的孩子們也都從里屋跑出圍了上來。王會悟什么話都來不及說，拉著我問道：“你來北平太好了。我問你，你準備住在哪里？”我答：“就住在你這兒。”她大笑道：“這就好了，你要是住沈從文家，我可不答應。”我答道：“我怎么會住在沈家呢。”

    我很奇怪為什么她對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見。后來才知道，就因為一九三三年我被綁架后，王會悟仍在上海，她寫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親，說我平安無事，說有許多人在營救我。她怕我母親不相信而難過，便今天寫信用這個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個人的名字；還用過沈從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來沈先生卻不愿意借用他的名義接我母親到上海向國民黨要還女兒。沈先生當時自然也有自己的困難，沒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可是王會悟至今還像一個年輕姑娘那樣單純、那樣熱情，那樣看重朋友之間的友誼。

    李達也表示高興我的到來，不過他一本正經地誠懇地對我說：“以后你千萬別再搞政治了，就埋頭寫文章，你是有才華的。”第二天他還拿出大張宣紙，興致勃勃地給我寫了一幅中堂，勉勵我專門從事文學創作。這一來，他一下就把我想要向他說的話，全堵住了。他雖是書生學者，可是比起我來自然是老謀深算，他可能猜想到我這次來北平找他的本意。他一點不談，也不問，只帶著我去俱樂部游玩，打球、喝茶、吃冰淇淋。他背著照相機，給我拍照，把他同一個女友的放大照片給我欣賞。他幾乎天天都有宴會，在北平的一群大學教授輪流請客。他的確變了，變得風流瀟灑。可是我總懷疑他是裝的，是裝給我看的，也是裝給許多人看的：好像李達已經不再是紅色教授，不但不參加實際斗爭，而且看破紅塵，是一個很隨和，無所謂，無黨派背景的一般教授罷了。他擔心什么呢？他不是剛從泰山、從馮玉祥將軍那里回來不久嗎？他不是曾向馮將軍講授《資本論》嗎？他顧慮什么呢？我也注意到有幾個年輕的人，一來他家就到正院南屋的一間大客廳里去了。這些人從不進北屋，也不在這里吃飯。王會悟和孩子們也不和客人接觸。這些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我懷疑其中一定有黨員，或者有靠近黨的人。但李達不讓我見他們，在我面前也從不提到他們。有一次，大約是我到他家已經四五天的時候，李達忽然提醒我去看女作家謝冰心。我不理解為什么，他還特地派了一位女士陪我一道去。我過去見過謝冰心一面，那是一九二六年，我在北京跟著胡也頻，沈從文，還有沈從文的熟人謝冰心的弟弟謝冰季一塊去的，我是以一個年輕小作家的妻子的身份跟著去看望一位名作家的。她或者只把我當成一個“小讀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那一次她跟我談話了沒有，我卻不記得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編《北斗》，曾寫信向她約稿，她慷慨地給了我一篇，增加了我對她的好感。現在忽然去看她，這中間又經歷了也頻的慘死和我的被綁架，是否顯得唐突冒昧？我們之間能談些什么呢？李達這位教授我是清楚的，我對他充滿了信任和尊敬。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揚的都是馬克思主義，但在家里處理家庭生活，他對待王會悟，卻實在有些封建氣味。但我能始終被他照顧，始終保持和王會悟的友誼，能夠和她經常來往，談心，就在于我看到并且了解他這一點，我小心注意絲毫不去觸犯他，我只是他的一個忠實的學生。我總愿意保存我和王會悟的友誼，我認為王會悟也需要我這樣一個朋友。

    陪我去訪問冰心的那位女士，好像姓夏，可是誰知道她的真姓名？她似乎認識冰心，或者就是她的學生。冰心那時住在燕京大學校園內的一幢教授小樓里。我在她面前自然要矮一點，即使我平日有傲氣這時也拿不出來，我只是聽她說話。她和我相反，很會照顧人，說話文氣、得體。我在敵人面前，還有一股犟勁，橫眉冷對，甚至談笑自如；現在一碰到她這樣的溫柔多情，自己反而現出一種別扭和手足無措，渾身不得勁兒。可能是這次見她，在思想上毫無準備的緣故。我留給她的印象一定是“莫名其妙”或者只像一個笨拙的處境不順的小作家去高攀一個老作家似的。

    訪問自然沒有什么結果，不可能有什么結果，也不需要有什么結果。但對李達對我自己都可能有一點幫助。這個消息如果傳出去，就能說明丁玲現在是沒有什么政治色彩的人；她這次來北平沒有什么政治目的，純是為了散散心，隨便會會朋友而已。她可以住在李達家，也可以去拜訪冰心女士。我體會到李達的用心，也很諒解。但我心里卻開始明白，要從李達這里找黨，是沒有希望的。我很失望，但仍希冀或者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能讓我抓住。

    果然，有一天，我同他們閑談到王一知。李達顯然不希望她來他們家里，可是我卻非常高興，因為王一知是和我一道在一九二二年到上海進平民女校的同學。以前我在桃源女子第二師范學校時，她也在那里，是本科三年級的學生。“五四”運動時，她和王劍虹都是我們學生運動的帶頭人，可算是湘西一帶女學生中的先覺者。后來她到上海不久就參加了共產黨，是走在我前邊的人，我們是老朋友。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她都在上海，我們還時有來往。后來我也參加了黨，擔任了一些黨的工作，環境不允許，就停止來往了。這次我來北平就是為了尋找黨的關系；她現在既在北平，我怎能不高興呢？不過看樣子，李達不歡迎我把她領進家里來。我就說：“老朋友了，我去看看她吧。”王一知住在一所頗大的宅第里，是老式的洋房，房子很大，質量很好，院內有花園，花園里還有亭子。據說這房子是軍閥時代的外交總長王正廷的公館。現在他們租居，一家人住得很舒服。她和她的愛人，還有三個孩子。愛人在華洋義賑會工作，外文很好，工資不少，職位可靠。初見面我不便仔細打聽，看表面樣子似乎不像黨員。但王一知這人，我是知道的，是一個很善良的人，過去我們還是能相處的，也還相信她。現在看見她同一個不像黨員、而是吃洋飯的年輕人住在一塊，心里不免發生懷疑，我小心在一旁觀察，不愿一下把我的真實思想對她傾吐。我在她家住了兩三天，她請我看戲，請我吃飯。她還說她想學日文，搞點翻譯；她把在小報上登的短文給我看。我大膽地試探著問她，說我想去陜北，不知是否有可能從她認識的人中找到線索。她回答說，去陜北很困難，她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這樣我就不再往下說了，失望又悄悄地啃咬著我的心。我承認那時可能我太膽小了。不過我相信那時她的確無法幫助我。也可能我幾年來所處的環境，使得她不能一下消除對我產生的隔閡，不敢輕易地完全相信我，因之缺少足夠的熱情。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我們又相見。她告訴過我，她的黨齡仍從一九二二年算起，不過，在北京有一段時間不算。想來那時她可能與黨的關系一度有點不正常。

    二十七 希望的陽光

    后來，我又向王會悟打聽北平其他一些熟人的情況時，王會悟告訴我，曹靖華在中國大學教書，王會悟正在中國大學任會計，所以認識他。我并不認識曹靖華，但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見到一點火光那樣高興，好像有一種本能的對他的信任，我立刻請王會悟轉告他，說我要見他。他慨然允諾；可以說他熱情地答應了我。第二天我就趕去看他，看到《鐵流》的譯者，他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魯迅先生有很親密的交往。就在這幾十分鐘的會面中，解開了我幾年來的苦痛和積慮，打開了我回到黨里的大門，盡管曹靖華那時還不是黨員。我便從這一點縫隙中得到了陽光，我是從這一條涓滴細流中流出去，而奔歸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從這里開始。曹靖華決不會想到在這幾十分鐘里他發生的巨大作用；他決沒有想到從此產生的我對他的深厚的終身感激之情。

    那天去見他，我們幾乎都來不及互相打量、寒暄。他第一句問話就是：“你現在生活怎樣？”我第一句答話也是從心里進出來的：“太痛苦了。”

    于是我把心事全部向一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不，應該說是朋友，打開了。我告訴他，我一定要找到黨。如果找不到黨，我即使能暫時住在北平，或別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個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動，也無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說我自己要說的話。但我現在苦于無從找到黨。他聽了很感動，我們像一對老朋友，像親密的戰友商量開了。我們兩人估計，魯迅先生那里一定會有黨的關系，可以從他那里間接找到黨，但我自己直接去找魯迅是很困難的，也有危險。我深知不但我的周圍有特務，魯迅先生從來更是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嚴密監視之下戰斗和生活的。曹靖華慷慨地應允我，他設法寫信轉告魯迅。這樣，我們商定，我仍回南京等候消息。因為我如果久留北平容易發生意外；再者南京離上海近，如果找到了黨，聯系可能更方便一點。

    我對北平別無留戀，第二天，我就告別李達夫婦，如約離開北平；曹靖華到車站送我上車。他再三說，信，他即日發出；他囑我耐心等待；又說一定要盡早離開南京。

    回到南京，我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沒有很多朋友，只認識一個王會悟。至于王一知的情況，以及她與我的關系，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更不會想到我能見到曹靖華。馮達也是這樣。他自然能猜測出我此行的動機，但也只能看出我對此行的失望。我不說，他便也不問。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二十八 回到上海

    一個多星期以后，張天翼忽然來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談得很熱鬧。他找著一個機會，悄悄塞給我一張紙條。我跑回后房，急忙展開一看，上面只有簡單的一句話：“知你急于回來，現派張天翼來接你，可與他商量。”沒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認出這是馮雪峰的筆跡，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點也不敢暴露我此時的喜悅之情，極力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我找了一個間隙同張天翼約好再見面的地點。幸好姚蓬子粗心，一點也沒有看出破綻。

    第二天下雨，在一個小咖啡館里我見到了張天翼。我們很快約定了我去上海的車次和車廂。他安排他的外甥女在那里等我并且和我同行。這時，我覺得他完全換了一副樣子，天翼，天翼！你變得真可愛呵！變得真令人感到可親呵！過去的冷漠的印象，一下就云消霧散了。就為了這一點，我永遠感謝你。即使后來五八年由于種種原因而橫生的誤會與隔閡，我也毫不在意，我能理解你那時的處境困難，毫不影響我對你的感謝與尊重。一九六三年我從北大荒請假回北京看病時，特地到作家協會去看望你。一九七九年我調回北京，聽說你患病，我第一個去看的便是病中的你，你滿面笑容，可惜已經不能說話了。八十年代初，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丁玲研究資料》中有人竟要把你一九五七年寫的《關于莎菲女士》那篇應景文章收編進去，我認為這不公正，很為你不平，我幾次向編輯同志表示我的反對。但是，文壇上的門戶偏見，由來已久，積習極深。一些該有的文章卻沒有，一些不該有的文章卻又有了。我被驅出文壇久矣，很不了解情況，我的意見，也不被人重視。既然叢書編委會的主持者早已成竹在胸，取舍已定，我是無能為力的。但我對你五七年的這篇文章是毫不在意的。我不能忘記你在一九三六年冒著風險，為黨傳書，帶了那張條子給我，而且按照黨的托付，為我布置了脫離南京的行程和辦法。

    又過了兩天，那天下午，我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間茅屋，一個人在小院里，在屋門口好像無事地散了一會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車站。在車站，張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會心地跟著她上了一節三等車廂。車廂里人很擠，全是貧苦的市民和農民。我穿著一件藍布短衫，擠在人群中，一聲不響，裝出一副土里土氣的樣子。張天翼的外甥女坐得離我稍遠，她像是一個走親戚的普通少女。我們一同到了上海，我跟著她在車站外邊坐上一部云飛汽車公司的出租車。她指揮司機把車開到泥城橋一帶一條馬路邊上，叫司機停車，我跟著她下了車。馬路旁邊另有一部汽車停在那里。車門打開了，她把我推上車。車子里已有一個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來，緊緊地握著，又向司機說了一句什么，車子開動了。我借助街燈望著那張微微帶笑的臉，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凝視著我。呵！過去我只見過這個人兩次，但這時一下就認出他來了，這不就是張光人，是胡風嗎？我像見到了許久未見到的家里人。我笑了，這艱難的笑呵！這是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甜蜜的笑。我們都笑著，互相望著。汽車走進北四川路，停在新的、我過去沒有見過的一幢樓房門前。樓房大門口掛著儉德公寓的牌子，實際是一個普通的、比那些亂七八糟的又高級一點和新式一點的旅館。胡風領著我走進早已預定好的一間房子。進門一坐下來，我不由得先開口說道：“這簡直是到了天堂。”他告訴我這是雪峰要他準備的，說雪峰要過一兩天才能來，他還有事忙著，要我安心住在這里。我看見桌子上擺了幾本書，我忙著去翻看，全是幾個新作家的書。如田間的詩，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葉紫的小說等等。胡風逐一向我介紹這些書和它們的作者，談到這群新人的造就和希望。時間過得太快了，已經晚上九十點鐘了，他約定明天再來看我，便向我告辭走了。

    這個公寓有較好的條件，有大門、后門。客房很多，旅客可以在自己的房內用飯。這是我最愿意的。因為我怕見人，防備有人盯我，萬一弄得不好，稍有粗心，再被綁回南京。因此我住在這里的時候，沒有上過一次街，連去廁所也要看門外走廊有沒有人。

    第三天，雪峰來了。看到他我第一個感覺是他變了。怎么變了，變在什么地方，我說不清楚，也不可能細想下去；我只顧自己說話。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并不是說到什么傷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這眼淚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準備了三年的時間，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經三年了，三年來隨時都想找一個地方把它全部傾瀉出來。我已經忍無可忍，呵！我該流一次眼淚了。于是我盡情地哭起來了。我以為我會得到滿腔同情無比安慰，然而我只聽到一聲冷峻的問話。雪峰說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里受罪？你應該想到，有許許多多人都同你一樣在受罪；整個革命在這幾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樣受著罪咧。”這的確是我沒有想到的。此時此刻，我惟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卻給了我一盆冷水。這當頭一擊，的確把我打懵了，但并沒有把我打倒。他怎么這樣不懂人情，可能他就變在這里，變得沒有同情心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了，他這種嚴厲在我當時是受不了的。但是轉念一想，這一盆冷水使我清醒些了。可不是真的嗎？受罪的哪里只有我一個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經過長征的人，受過見過多少苦難，他的心變硬了，他想到的是整個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于是我心胸立刻開闊了，堅強起來了，我更感到慚愧，覺得他的嚴厲是對的。他這是以高標準來要求我，這很好嘛。好像從我們最初見面認識起，他對我這個人，對我的文章總是表現出不滿足。使我覺得委屈，但我一直感到他總是關注著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夠更前進一步。這時我不哭了，他也便不再問。他對我講長征故事，講毛**，講遵義會議，講陜北，講瓦窯堡。講上海文壇，講魯迅。他心里只裝著革命，裝著兩個偉人。我雖然仍覺得三年多來我已是遍體鱗傷，撫今追昔，痛苦**，但在聽了雪峰的熱情的革命事跡的敘述，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歡欣，我到底已經沖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回到自己人的隊伍里，回到自己家里，我現在應該鼓起力量，邁上光明的前程。

    二十九 轉折

    在儉德公寓住了兩個星期。開始還好，以為希望開始實現了，今后將會萬事如意，只要腳步一邁，我便可以到達黨中央所在地的陜北蘇區了。這期內有時胡風來，有時雪峰來，可以聽到許多對我都是新鮮的事情，又有那么多的書可以看。雖說不能出公寓的門，很苦惱，但這究竟不算什么了。我提出來要去看望魯迅。雪峰說，魯迅近來身體很不好，須要靜養。我去看他，定會引起他的情緒激動，暫時不去好。我有一點懊惱，覺得太不湊巧了。那時我沒有意識到他病的嚴重性，沒有想到以后就再也沒有機會和他老人家見面了。后來雪峰來了，很憂戚地說：“怎么辦呢？去陜北的交通又斷了，一時不能走。沒有適當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險。但長期住在這里，不能出大門，怕有一天會暴露。我們考慮了，潘漢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設法爭取公開到上海來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聽了心情非常沮喪，不管到哪里，再苦我也愿意。我決心去陜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樂意去，就是不能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說的多么有理由，也不能說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這幾年我心靈的痛苦的歷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計，都為應付國民黨的陰險惡毒已經耗費盡了。我背負著的哪里只是一個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見到了黨的人，見到了自己的同志，滿心以為你們會伸出手來拉我一把，送我遠走高飛，怎么能還讓我回到那個地獄里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只知道長征的艱難。長征自然是很難的，可是你們是一支隊伍，是無數親密的好同志在一起，你們是在大太陽底下與敵人斗爭。你沒有體會到我獨自一人在一群劊子手、白臉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鐘、一秒鐘，一點、一滴地忍受著煎熬！我們為這事幾乎吵起來了。他再三向我解釋，一時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開，又沒有人照顧，的確為難。他為我分析當前的形勢，說我們黨正在與國民黨談判，要停止內戰，要釋放政治犯，要搞統一戰線，要團結抗日。現在上海的廣大的知識分子，許多民主人士和全國民眾都在努力爭取這個局面的早日實現。這一切都同過去不一樣。這時如果你能爭取公開來上海，出版一個刊物，你以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的身份來活動，是可能做得到的。從你個人來說，公開活動比地下活動更好，更有影響。國民黨不是沒有把你當成一個共產黨員嗎？那你就順水推舟，可以裝作你根本就不理解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來公開活動。如不能到上海，就先到北平，總之要爭取公開出來工作……他設想的辦法很多，好像只要我愿意，就都能做到，他是以黨組織的身份和我談今后工作的，這是三年多來第一次，我怎能不接受，不聽命呢？入黨時我的誓言不是說，要做一顆螺絲釘，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嘛。但這件事使我后來，甚至許久的后來，我都認為這樣的處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對形勢的估計未免過于樂觀，對我的處境也不夠了解。但當時我不得不含著眼淚接受這一決定，無可奈何地向著南京走回去了。

    這次回來自然引起了姚蓬子與馮達的注意與詢問。姚蓬子很關心的樣子，幾次問我，見到魯迅沒有？見到茅盾沒有？我始終說這次我去上海，還去了蘇州，玩了一趟，看電影，坐雙層公共汽車，什么人也沒有去找，根本不想見人，玩得興致索然。馮達似乎想得更多些。他對我說：“你為什么不就此遠走高飛呢？應該設法，到蘇聯去，或者到蘇區去。你只能從事寫作，別的工作于你不適宜……”我只答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盡管去了上海，卻會不到熟人，找不到朋友。我單身一人能有什么活動！你全清楚，現在我在上海已經沒有什么朋友。幾個過去在左聯的熟人，他們不會關心我，我也不會隨便相信他們，當然不去找他們。你不要再說這些夢話了。”

    為著敷衍姚蓬子和馮達，我只能這樣說，但同時，不管自己是否情愿，我必須著手進行黨給我布置的任務，爭取公開到上海去。我該怎樣開始呢？我想不出好的辦法，也無法預料前途的成敗，我抱著茫然若失的心情大膽而又謹慎地開始自己的嘗試。

    一天我對姚蓬子說：“母親帶兩個孩子回湖南，已經幾個月了。我真擔心他們，不知他們怎么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給他們寄一點生活費。我應該找個事做，找個差事，謀個職業，掙錢養家。做旁的事我沒有本領，我只能編編刊物。我想到上海去編個刊物，你看行得通么？”

    姚蓬子沉吟了一會說：“你要編刊物，我看國民黨會一口答應，他們會給你一個刊物。”

    我說：“不，我不替別人編，是我自己編刊物。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去上海，我們合編。”蓬子搖頭說：“這恐怕沒有可能。”我說：“你不妨活動活動，試試看吧。”

    不久姚蓬子告訴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談話。我實在不愿去，但為著爭取公開離開南京，只得去了。

    不記得是在徐的家里或是他的辦公地方，我見到了徐恩曾。他說：“聽說你想到上海去編刊物，可以的。你要編一個什么樣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錢，要用些什么人，你說說看，我們幫助你。”我心里想，他們果然要利用我替國民黨編刊物，我決不會干的。我答道：“我還沒有過細地想，也沒有具體的主張，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書店出版，自己編。”他說：“當然是你編，你自己編，不過有時候，大家商量一下。”我便說：“我想想再說。”這樣，我們從徐恩曾那里出來。我對姚蓬子說：“他想插手我的刊物，我不能答應，我寧可不編。”

    這時，我就去找譚惕吾，我對她說，我想找事做，上海、北平都可以，到一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機關謀個職位，可以領點薪水寄回湖南，養活母子。我請她幫忙。過了些日子，她回復我說，她的朋友顧頡剛先生正在南京。顧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組織通俗讀物的編輯出版，需要人，我去正合適。但是顧先生希望我不再參加社會活動。這個條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這樣，自然就又沒有成功。

    我一方面感到懊惱，因為爭取公開離開南京，公開出去活動，兩次嘗試都沒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卻又感到慶幸，幸而沒有成功，我還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遠走高飛，也許能到我向往已久的另一個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寫信給上海馮雪峰，報告他公開出來已無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馮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孺家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約定了時間，派人在上海火車站接我。

    三十 起飛

    離開南京前夕，我是在譚惕吾家中度過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錢旅費，她慷慨地應允了，但錢在銀行存著，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這樣我便睡在她家里。我手上原來還剩有十來塊錢，離開南京時我把錢放在我桌子抽屜里，留給馮達。我希望在我走后，他可以用這筆錢回他的老家廣東，離開國民黨，不再在這伙狐群狗黨淫威下茍延殘喘混日子。他自己過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這樣表達過。

    從我被綁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敵人面前泄露了我們家的地址，我罵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懺悔，我向敵人幾次提出要和他分開。同時我也警覺到，雖然在被囚禁期間，再沒有我們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們的連累。但我對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的一種無可奈何心情。特別是，長期以來我的真實的心情，急于想離開南京、重回革命隊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沒有向敵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沒有勸阻妨礙過我。所以在我最后遠走高飛離別南京的時候，我早已告別了老母和孩子，這時更不會對他還有任何留戀；我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離開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一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西安工作時，收到他從廣州寄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廣州淪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為他介紹幾個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這封信交給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同志看過，沒有給他回信，誰知他后來是什么下場呢？

    有了第一次走出南京的經歷，這次應該大膽一些了。但實際內心仍是十分興奮和緊張。到蘇區去，對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著我；惡劣的環境，危險的旅程困擾著我，我必須千百倍的細心、謹慎，決不能功虧一簣，讓美好的希望付諸流水。我一切言談舉止像往常一樣，不讓周圍的人感覺有什么異樣、破綻。我穿著整齊，極力壓制自己，裝做平靜，像是到市場購物，又像去街頭散步，我走出了苜蓿園，登上了火車，一顆急促跳動的心，才算平靜下來，我恨這火車為什么走得這么慢，時間為什么這樣長，上海怎么還沒有到呢？

    好不容易啊，火車的轟隆為車站上嘈雜的人聲所代替，上海到了。我雜在乘客中，走下火車。眼光四面一掃，但見人頭攢動，人群熙攘，卻看不見一個熟識的人，沒有人到車站來接我。我不敢在站臺上久留，只得擠在下車旅客的人流中，跟著走向出口處。我極力回顧，仍然沒有發現一個熟人。我是按規定的車次出來的，為什么沒有人來接，是不是又出了意外？已經走近出口處，還不見有人來迎接，我正在驚疑不定時，忽然一個婦女隔著欄桿，喊了聲冰姐。我應聲一看，見一位穿著華麗，擦著胭脂口紅的少女，隔著木欄桿，眼睛盯著我。她的面孔似乎在哪里見過，但又非常生疏。我裝著沒有聽見，也沒有停步，徑直走出了出口處。這時她橫攔在我前面，說了句規定接頭的話，是什么內容我記不起了，沒有錯，是自己人。但是，不是說讓一個認識我的熟人來接站嗎？這個衣著漂亮的女人我并不認識嘛。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我又可能落在敵人的魔掌里了？我怎么辦？走，我一邊想，一邊走，而且加快了步伐。那個女人搶先攔著我，重復著那接頭的暗語，她顯得有些焦急緊張。她說，有汽車在等你。我沒有時間再考慮、判斷。我想暗語是對頭的，但這個人怎么也記不起曾在哪里見過。她會是敵人嗎？果真是敵人，我又落在敵人的圈套里了。我將如何對待呢？我就仍說是到上海來玩的嘛。我隨她上了停在路邊的汽車，她把我送到西藏路一品香旅館。

    第二天，雪峰同周文一起來看我，我又見到熟人了，很是興奮。雪峰告訴我，關于我去陜北的事，中央已回電同意。為了保證旅途的安全，萬無一失，我們要做一些準備，要物色一個同行的人。還要置辦行裝，你自己再想想，還有什么事，可以提出來，都和周文接頭。周文同志和我曾在左聯共事，他工作細致、踏實、責任心強，熱情不外露，給我的印象很好。他告訴我，去車站接我的那個女同志便是和他住機關的伴侶鄭育之同志，是見過面的老相識。但我沒有認出她來。回想起昨天我在車站初見她時的那種惶惑不安的樣子，一定是很可笑的。

    在我安心等待去陜北的日子里，一次和周文談到在湖南老家的母親，我想設法籌錢寄去。以后我去陜北，關山阻隔，鴻雁難通，天長日久，母子將何以為生？我豈忍心讓他們淪為乞丐在家鄉討吃飄零嗎？興奮愉快的心情中又夾雜著焦急和沮喪。周文極力寬慰我，替我出主意。原來三三年我被綁架后，左聯的朋友們一面大力營救，一面把我沒有發表過的稿件拿去發表，換點稿費，寄給了在湖南的母親。母親曾把這事告訴過我，只是說得簡單一些就是。這時，周文建議把不久前剛發表過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陳伯祥》、《八月生活》、《團聚》等五篇近作匯編成集，如果字數不夠，可以再把我被綁架后，左聯朋友從我一堆舊稿中選出送去發表的《楊媽的日記》、《不算情書》、《莎菲日記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這就是由趙家璧先生主持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那本《意外集》。這稿費后來也匯到湖南給母親作家用了。

    這次一到上海，我便再一次向雪峰提出，要去拜望魯迅先生，雪峰皺著眉頭告訴我，先生病情仍不好，醫生不準會客。特別是你吃了好幾年的苦，現在出來了，馬上要去西北，先生若見到你，情緒定會很激動，這對病很不利，還是不去吧。雪峰的話有理，我自然聽從，我只好請雪峰在先生面前代我致意。

    一天，雪峰又到旅館來，對我說：孫夫人聽說你出來了，要去西北，她很關心你；這是三百五十元，是孫夫人送你的。啊！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她是一位偉大的愛國的先行者，是我一向尊敬的偉大女性。她和魯迅、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等在我被綁架后從事的抗議運動和營救活動，在我被囚禁中，曾多么大地增加我對敵人斗爭的勇氣，給了我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們為我，為一切革命者所做出的支持和犧牲，我是永遠不能忘懷的。現在面對著這三百五十元錢，我的心感到灼熱，感到溫暖。三年多來，敵人對我制造了許多無恥下流的謠言，用軟刀子殺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謠言的影響，也曾用懷疑的眼光審視我。這時孫夫人贈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對我政治上的信任，卻比泰山還重，是千萬兩黃金難買的無價之寶，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感謝你，敬愛的孫夫人！永生不忘你，敬愛的宋慶齡！

    我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里是充滿希望的革命圣地，我將用自己的行動，回答孫夫人以及一切對我懷著信任，抱有希望的同志們和朋友們。

    我把這三百五十元全都寄給了在湖南鄉下的老母和我的一雙兒女。我現在安心等待，我將無所牽掛地奔向蘇區，參加紅軍，在黨中央的直接指揮下，為革命的勝利而奮斗獻身。

    別了，同志們！朋友們！別了，親人們！我們大家努力奮斗吧，我們還會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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