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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金戈望著北面的鐘鼓樓，聲音低沉地說：“當然要謝，那年在監獄里，每天都有犯人被拉出去執行死刑，我每天都做好上刑場的準備，把最干凈整齊的衣服穿好，就這么一天天地等啊等，等得很煩躁。你知道，我不大在乎死亡，但我不喜歡等待，尤其是被動地等待死亡。我得承認，其實我內心深處還是有些恐懼感，每天太陽落山時我的心里都會輕松一些，一個聲音在告訴我，徐金戈啊，你又活過了一天，不管明天會發生什么事，至少今夜你是安全的。景林兄，這種等待的日子我過了將近一年，每天都可能是生命的終結，每天都會出現新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只能來自太陽落山后，當我知道自己可以活下來的時候，我想到了你，共產黨里我只認識你一個人，除了你，不可能有人為我開脫。”

    “金戈兄，這件事我很抱歉，當年我以北平地下黨城工部談判代表的身份向你保證過，只要你們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編，我們對所有起義人員將一視同仁，既往不咎。金戈兄，我食言了，多年來這是我的一塊心病。”

    “景林兄，別這么說，這不能怨你，你為我做的已經很多了，誰也不可能超越歷史，記得當年我們在這里也探討過歷史興亡問題，那時我們都很自負，都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其實，現在看起來，你我的個人命運一旦融入歷史的大背景中，誰又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方景林把身子轉向西面，凝視著血紅般的晚霞：“是啊，歷史上的一切紛爭，包括改朝換代無非是兩種形式，革命和改良。到底用哪種形式更好？悠悠千載，袞袞諸公，則眾說紛紜，從古吵到今，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坐牢時我也想了很多，說來荒唐，監獄的建筑計劃、監規制度、勞動改造、獎懲條例、犯人的生活標準都是我參與制定的，卻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成了囚犯，住在自己批準建筑的監舍里，執行著自己制定的監規，在我餓得頭昏眼花時唯有苦笑，因為囚犯的口糧標準也是我參與制定的，那時考慮到看守所里的人犯不參加勞動，這個標準足夠了。誰知等我自己坐牢時才發現，這份口糧的確少了些，早知如此我該把犯人的口糧標準提高一些，把各種監規制度制定得更完善、更人道一些……我終于想明白了，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都要符合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都要遵循人道主義原則，重視人的尊嚴。”

    “景林兄，我也在想，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是充滿暴力的歷史，其中除了八年的反侵略戰爭外，其他的爭斗為什么不能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來解決呢？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冤冤相報何時了？戰爭和暴力都解決不了人類的問題，只能帶來流血、死亡和痛苦，到頭來，傷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元氣。”徐金戈攙扶方景林走下“萬春亭”的臺階。

    “金戈兄，當年你可是個冷酷的職業殺手，怎么，坐了二十五年牢倒成了個非暴力主義者？”方景林半開玩笑地問。

    徐金戈也以開玩笑的口吻回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金戈兄，找個地方小酌幾杯如何？”

    “樂意奉陪。要說喝酒，該把我們共同的老朋友找來，這些年他的酒量可是見長。”

    方景林猛地停住腳步：“你說的是文三兒？怎么，你還不知道他的事？”

    徐金戈驚訝地問：“我有半年沒見到文三兒了，他怎么了？”

    “兩個月前他去世了，死于腦溢血，要是早點兒被發現，也許還能搶救過來，可惜他發病時身邊沒有人，就倒在自己的屋子里，第三天才被鄰居發現。”

    徐金戈沉重地坐在臺階上：“該死，都怨我，最近事情太多，就沒和他聯系，我該早去看看他……”

    “我恢復職務以后，文三兒來看過我兩次，每次都幫我干些家務活，我當然不過意，就送他一些煙酒、衣物之類的東西。文三兒好吹牛，他拿著我送的東西到處吹，說和我是親戚關系。他去世后，聯運社的上級單位街道辦事處通知了我，他們真以為我和文三兒是親戚。我讓秘書幫他料理了后事，骨灰存在老山骨灰堂，辦的是三十年存放期。”方景林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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