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九章 秋風-《大魏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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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下意識地挺直了腰背,臉上笑容更盛,聲音卻帶著一絲顫抖:“關白...愛卿...請講。”
源本義的目光穿透了御座前象征性的珠簾,直直落在天皇的臉上,一字一句,清晰無比:
“請陛下,移居京都東山,修心養性,參悟神道。”
殿內死寂!落針可聞!所有公卿都懵了,以為自己聽錯了,移居?參悟神道?這...這是什么意思?
源本義仿佛沒看到眾人臉上的驚愕與茫然,繼續用那平靜無波的語調說道:
“倭國百二十年亂世方靖,百廢待興,外有強魏如日方升,內有民生凋敝待哺,值此存亡絕續之秋,政令需出一門,意志需貫于一道,容不得半分掣肘與空耗,陛下既為天照大神之后裔,當超然物外,以神道教化萬民,凝聚人心,這世俗權柄,治國理政之重擔...就由臣源本義,代陛下,一肩擔之!”
轟--!
這番話如同九天驚雷,終于炸醒了所有呆滯的頭腦!移居?是幽禁!參悟神道?是架空!代陛下擔之?這是要...篡位!他已經不再滿足于關白之位,他要的是天皇的御座!他要徹底終結這延續了許多年的、神權與世俗權柄分離的格局!他要成為倭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主!
“源本義!你...你大膽!”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公卿,氣得渾身發抖,指著源本義,聲音尖利得破了音,“你...你這是謀逆!是褻瀆神靈!萬世一系的天皇陛下,豈是你...”
“嗆啷--!”新九郎腰間的太刀瞬間出鞘半尺,冰冷的寒光映照著老公卿瞬間煞白的臉,殿外,傳來一陣整齊而沉重的甲胄摩擦聲--顯然,皇宮早已被源本義的親軍牢牢控制。
源本義甚至沒有看那老公卿一眼,他的目光依舊只鎖定著御座上的后柏原天皇,仿佛殿內其他人都是空氣。
后柏原天皇臉上的笑容徹底消失了,血色褪盡,嘴唇哆嗦著,身體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他看著源本義那雙深不見底、毫無情緒波動的眼睛,看著殿內那些噤若寒蟬、無一人敢再出聲的公卿,看著新九郎那半截出鞘的、散發著血腥殺氣的太刀...一股巨大的、無可抗拒的寒意瞬間將他淹沒,他想起了無數被權臣廢黜甚至弒殺的天皇...反抗?用什么反抗?用這身華貴的禮服嗎?
“陛下,”源本義的聲音再次響起,“唯有如此,臣才能毫無后顧之憂,傾舉國之力,追隨大魏之航跡,揚帆四海!去博安洲拓荒,去南洋貿易,去西洋學習火器造船之術!用刀劍為倭國劈開生路,用血汗換取糧食、鐵器、知識!讓我倭國子民,終有一日,碗中也能有一塊...實實在在的肉!”
后柏原天皇渾身一震,最后一絲力氣仿佛也被抽干,他看著源本義眼中那燃燒的、仿佛要吞噬一切的火焰,又仿佛看到了京都街頭那些捧著粗劣麥飯、眼中終于有了些許生氣的平民...他頹然癱倒在御座上,華貴的禮服也掩蓋不住那失魂落魄的狼狽。
“...準...準關白...所奏...”他用盡全身力氣,擠出幾個細若蚊蚋的字,隨即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頭,徹底癱軟下去。
源本義微微躬身,動作標準卻毫無敬意:“謝陛下隆恩。”
他直起身,目光掃過死寂一片的朝堂,掃過那些面如死灰或驚魂未定的公卿,最后落在象征天皇權威的御座之上。
“即日起,改元‘維新’!諸般新政,由我親裁!”
他轉身,紫色直垂的下擺劃出一道凌厲的弧線,大步走向那象征著倭國世俗權力巔峰的御座。
殿外,秋風穿過松林,沙沙作響。
倭國的新時代彷佛真的要來了。
是這樣么?
......
倭國京都,魏龍興十七年(西歷1313年),深秋。
曾經象征源氏維新宏圖的本能寺,在蕭瑟秋風中更顯沉寂。殿閣深處,已從關白晉位為攝政王的源本義,佇立窗前,窗外,不再是昔日他暢想“揚帆四海、倭國自強”的豪情景象,而是京都街頭一隊隊身著玄甲、手持新式火銃的魏國士兵的身影,以及遠處港口方向隱約傳來的、懸掛魏國龍旗的龐大炮艦低沉的汽笛聲。
距離他在這本能寺前廊下定下“追隨大魏航跡”的決斷,距離他于清涼殿上悍然廢黜天皇、改元“維新”、誓言帶領倭國掙脫附庸命運的豪言壯語,僅僅過去了二十七年。這二十七年,是倭國歷史上最為劇烈、也最為血腥的轉型期,其目標直指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魏國殖民巨獸的陰影下,復制其崛起之路,以求自保乃至超越。
源本義的“維新”肇始于對絕対權力的攫取。終結百年戰國的鐵腕,為他掃清了內部所有掣肘。他解散了公卿貴族脆弱的朝廷體系,將象征神權的天皇徹底“圈禁”于東山離宮,成為純粹的精神符號。他以魏國北境王府幕僚制度為藍本,建立了以“藩王親裁”為核心的、高度集權的幕府官僚體系,史稱“新幕政”。其核心國策,便是“師魏長技以制魏”:傾盡國力,派遣“遣魏使”如饑似渴地學習魏國火器制造、造船航海、礦冶鑄造乃至行政管理技術;不惜以近乎竭澤而漁的方式開采國內殘存的金銀礦脈,換取魏國特許商行的貸款和技術設備;強制推行“兵農分離”,將大量武士轉化為工坊技工或海外拓殖的先鋒;在長崎、堺港等地模仿魏國模式建立“特許工場區”,生產火繩槍、仿制魏式火炮、建造西式帆船。
源本義的眼光不可謂不毒辣,其手段不可謂不酷烈。據《維新十年錄》記載,光定十年(西歷1296年),倭國長崎造船廠成功仿制出第一艘具備遠洋能力的魏式三桅炮艦“破浪丸”,被視為維新偉業之里程碑。同期,倭國仿制的“鐵炮”(火繩槍)產量激增,裝備新式“御親兵”,一度讓魏國在倭貿易代表感到了壓力,甚至短暫縮減了私掠船的襲擾頻率。源本義本人,更是常在京都御所召見學成歸國的“技官”,詳細詢問魏國最新的蒸汽機原理、博安洲的殖民模式乃至南洋的貿易網絡,眼中燃燒著孤注一擲的火焰。
然而,倭國的“維新”之路,自始便行走于魏國殖民體系的鋼絲之上。其致命缺陷,如同跗骨之蛆:
其一,經濟命脈的絕對依附。維新所需的技術、設備、乃至維持工坊運轉的原材料(如優質鐵礦石、硝石),極度依賴對魏貿易。倭國用以支付的,是幾近枯竭的金銀儲備和近乎掠奪性的初級產品出口:生絲、銅、硫磺以及--在魏商“契約勞工”制度誘惑下--大量被以“海外拓殖”名義輸送出去的倭國青壯勞力。《長崎海關志(龍興十年)》觸目驚心地記載:當年倭國出口生絲四萬擔,銅錠三十萬斤,而輸入清單中,“特許魏商”提供的“維新機器”及配件、軍火原料占比高達七成,價格則由魏商行會“協商”定價。這種畸形的貿易剪刀差,如同巨大的抽水機,將維新積累的微薄財富源源不斷抽回魏國。源本義試圖建立國家專賣制度(如鹽、鐵)以對抗,卻因魏國憑借《神戶補充協定》獲得的“最惠國待遇”及治外法權而處處碰壁,魏商總能通過買辦網絡和武力威懾輕易繞過。
其二,社會結構的撕裂與透支。強制性的“兵轉工”和“海外拓殖”政策,徹底動搖了武士階層的根基與社會穩定。大量失去主家、被迫進入工坊或遠赴博安洲、南洋“墾荒”的下級武士,在惡劣環境和低微收入中積聚著對幕府的怨恨。而工坊內,為了追求效率以換取外匯,工人的境遇比之高麗絲織女工更為殘酷。《堺港工場見聞錄》描述:“工者晝夜輪替,機杼之聲不絕,監工鞭影如蛇,稍有怠惰即克扣口糧。女工十指潰爛,男工咳血于粉塵,活過五載者十不存三。”農村則因青壯流失和重稅(用于支持維新)而凋敝,饑荒頻仍。源本義夢想的“一塊肉”,對絕大多數掙扎求存的倭國平民而言,仍是遙不可及的幻夢。社會矛盾在“維新”的光鮮外表下持續發酵。
其三,魏國不容挑戰的霸權意志。源本義的一切努力,其終極目標在于擺脫乃至挑戰魏國。這從根本上觸動了魏國“龍興盛世”下不容置疑的東亞秩序。當倭國仿制的炮艦開始出現在琉球海域,當倭國“遣魏使”試圖繞過官方渠道接觸魏國蒸汽機核心技師時,魏國朝廷的耐心耗盡了。在魏國看來,倭國的“維新”已非依附性的學習,而是危險的“僭越”與“不臣”。龍興十五年,魏國以“倭國工坊非法仿制帝國專利火器”、“倭國浪人襲擾帝國博安洲殖民點”及“倭國幕府拖欠特許貿易款項”等“十宗罪”為由,向源本義發出措辭嚴厲的最后通牒,要求幕府徹底解散新式海軍、開放全境通商、接受魏國財政監理官入駐京都。
源本義拒絕了。這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的豪賭。他寄希望于二十余年積累的新式軍隊和本土作戰的優勢,能重演當年魏國挫敗北方強敵的奇跡,至少能迫使魏國回到談判桌,承認倭國一定的自主地位。龍興十七年春,魏國遠征艦隊司令、晉王顧準統率的龐大艦隊,搭載著久經沙場的陸軍精銳,以“懲戒不臣,維護商道”之名,悍然登陸九州。
結局,早已注定。
倭國仿制的“鐵炮”在魏國裝備了擊發裝置和刺刀的新式燧發槍面前黯然失色;倭國引以為傲的“破浪丸”艦隊,在魏國蒸汽明輪戰艦的猛烈炮火和機動優勢下,于關門海峽血戰中全軍覆沒;源本義寄予厚望的武士“玉碎”沖鋒,在魏軍嚴整的線列步兵方陣和密集的排槍齊射中,化為京都郊外漫山遍野的尸骸。魏軍的炮火甚至轟擊了京都外圍,象征維新成果的工坊區在烈焰中化為廢墟。
是年深秋,在魏軍刺刀的環伺下,在京都御所森嚴的大殿內,曾經意氣風發的“維新大將軍”源本義,臉色灰敗,顫抖著手,在魏國使節代表遞上的《京都條約》上,蓋下了象征倭國最高權力的將軍印。
條約之苛酷,遠超想象:
1.徹底去武裝化:解散所有新式軍隊,僅保留象征性治安力量;所有造船廠、兵工廠由魏國監管或拆除;長崎、橫濱、函館、大阪四港及臨近區域劃為“魏國租界”,由魏軍永久駐防。
2.經濟命脈拱手相讓:倭國海關由魏國海外都督府直接管理,關稅權盡失;魏商獲得在倭國全境自由居住、經商、開礦、設廠、購置地產之權;倭國所有已探明礦藏開采權優先授予魏國特許商行;魏國“大魏銀行”獲得在倭發行貨幣權。
3.政治傀儡化:倭國幕府及名義上天皇之繼承、重大官員任免,須經魏國駐倭總督認可;魏國享有在倭“領事裁判權”。
4.文化奴役:強制推行魏國官話為倭國官方語言及教學語言;倭國士子科舉需加試魏國經義策論;魏國獲得在京都、江戶等地建立“同文書院”傳播魏國文化之權。
簽字的朱砂印泥,在源本義眼中殷紅如血,如同當年本能寺庭院石縫間被雨水打落的櫻瓣。他全力改革以圖存續的倭國,終究未能逃脫被徹底殖民的命運,且過程輕易得令人心碎。他的夢想,在魏國資本與武力的碾壓下,化為了京都街頭魏國士兵丟棄的、被野狗爭搶的肉骨頭。
源本義的“維新”,如同一場在魏國殖民颶風中點燃的篝火,曾短暫地照亮了倭國一絲自主的希望,其引入的技術、制度乃至對舊秩序的摧毀,客觀上為倭國被動卷入近代化撕開了一道深可見骨的血口。它瓦解了封建等級最頑固的壁壘(武士階層),催生了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和買辦資產階級,強行植入了近代工廠制度和雇傭關系,甚至在屈辱中播撒了“魏學”的種子。然而,這場由獨裁者推動、以依附為起點、意圖挑戰依附的“自強”運動,其本質是對殖民邏輯的拙劣模仿與絕望反抗。它未能改變資源匱乏、體量懸殊的根本劣勢,更嚴重透支了倭國的元氣,最終引來了宗主國更徹底的征服與制度化的殖民統治。
當魏國龍旗在京都城頭升起,源本義在御所幽暗的房間里,或許終于徹悟:在魏國主導的殖民帝國時代,邊緣島國的掙扎,若非徹底融入其體系成為附庸爪牙(如參與掠奪更弱者),便只能在“學習-追趕-觸怒-被碾碎”的循環中,迎來更為深重的“半殖民地”煉獄。倭國的創傷性轉型,至此烙下了比高麗更為徹底的依附性印記,其“維新”之夢,終成泡影,只余下龍興十七年深秋的京都,那徹骨的寒涼與無邊的沉寂。--節選自《倭國近代化的創傷性轉型》,京都帝大歷史研究所,山本信一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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